正确认识前后两个30年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四、正确认识前后两个30年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阐述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时,以浓墨重彩讲了三个“永远铭记”,阐明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在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继承、发展并成功推向21世纪的。这“三个永远铭记”,站在历史的高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科学分析了改革开放与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正确认识党成立以来的三个30年、新中国的两个30年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十七大报告在结尾部分还明确指出:“我们党正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这都说明新中国前30年的“革命和建设”是往后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对后3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对此朱佳木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一文中作过五个方面的分析,我赞同他的看法[40]。下面仅从四个角度作些简要阐述。

从政治前提看,前30年我们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实现了除台、港、澳地区之外的国家统一,取得了民族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铲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基础;取得了抗美援朝等自卫战争的胜利,消除了外国侵略的威胁;实行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和共同进步;实行了党在过渡时期“一主两翼”的总路线,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基础,使整个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还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研制并成功爆炸了原子弹和氢弹,发射并回收了人造卫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在国际局势极端复杂的情况下,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僵局,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使中国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这就为我国改革开放在政权稳固、社会安定的条件下和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中进行提供了政治前提。

从制度基础看,前30年我们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以及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在一些具体的政治制度上有不少改革,但上述基本的政治制度至今仍在坚持并不断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虽然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有较大调整,但仍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国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的主要领域和关键部门。正是这些制度,为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有力的制度保障。

从物质技术基础看,前30年我们通过没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资产、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连续五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积累起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巨大财富;并改变了旧中国工业集中于沿海地区的不合理布局,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同时,发展了地方和社队工业,进行了大规模农田和水利基本建设,极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这就为改革开放后工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迅猛发展,也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大发展准备了必不可少的人才条件。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此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此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41]

从思想理论基础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的凝结,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中的很多重要思想,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思想,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经验的思想,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矛盾和要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思想,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生命线的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等,都在改革开放的各项工作中发挥了和继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新中国前30年党开展过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尽管今天看来太多太频繁,有的还不正确,但却基本上贯穿着一个主题:防止党脱离群众、国家改变颜色、政权得而复失。这也在党和国家的干部的培养中,逐步形成了反腐、倡廉、防变的优良传统,促使我们的干部能在改革开放的大风大浪中始终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决不能全面否定前30年的成就和工作,也绝不表明那段历史对后30年无足轻重、可有可无。那么,后30年的成就辉煌和突出贡献又是怎样在前30年的基础上继承,扬弃、完善和创新的呢?邓小平在1980年说过一段话,对此作了很好的回答。他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42]这段话的前一段是从宏观整体上作出回答。后一段话具体地讲了三层意思。

第一,把前30年毛泽东代表党和国家“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也就是坚持、继承前30年为后30年提供的上述根本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和历史经验与教训,将前30年“已经提出、但没有做的事继续做起来”,使其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例如,“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国家。”[43]就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次提出的根本任务。可是由于“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44],“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一个紧接着一个,干扰了这一根本任务的认真进行。三中全会上作出的首要战略决策就是:“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45],使现代化建设真正成为一切工作的中心。

第二,“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这就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和转折的“拨乱反正”,全面改革。“拨乱反正”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全面改革”是通过拨乱反正,否定长达20年的“左”的错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从僵化半僵化转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转到全面开放,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与此同时进行政治体制、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体育、国防、外交、党的领导等方面体制改革。通过改革开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巨大动力和活力。这也可以说是实现校正方向后的“伟大历史转折”。这个伟大历史转折就是在继承毛泽东未竟事业和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重新纳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第三,创新性的“继续发展”。这种“继续发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继承与发展,而是实现了党的十三大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找到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党的十四大这里所说的“第二次伟大革命”是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革命。其历史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目标是将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第二次伟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在实践上是开辟了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理论上是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政治上是不断地高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这是后30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也由此得出结论:“《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活力、创造力、感召力。”

可见,从思想理论上说,后30年与前30年的关系要讲三条,即继承、纠正和发展。这三条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继承是基础,纠正是前提,发展是核心和灵魂。“继承”是指继承毛泽东未竟的事业和“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46],即毛泽东思想。不继承就没有坚持和发展的基础。“纠正”是指“拨乱反正”,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毛泽东晚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错误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纠正需要巨大的勇气、魄力和本领。不纠正就没有坚持和发展的前提。“发展”是指在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所作出的与时俱进的重大创新,即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坚持和发展的核心和灵魂,是至关紧要的。归结起来是一句话总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智慧结晶。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不断发展和开放的理论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前最为迫切的是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进一步把握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原载《学术研究》2009年第10期,后收入《马克思主义哲学60年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

[7]《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1~802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

[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4~295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234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137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https://www.daowen.com)

[1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

[2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5页。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5页。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4页。

[2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4、798页。

[24]《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5~817页。

[25]《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1页。

[26]《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6页。

[27]《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19~520页。

[2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140页。

[29]《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5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49页。

[31]周恩来:《团结的旨趣》,《新华日报》1942年9月16日。

[32]《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0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9页。

[34]《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0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3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0页。

[37]《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20页。

[38]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97页。

[3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

[40]朱佳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第185~186页。

[4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4页。

[4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43]《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4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45]《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1页。

[46]《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