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中央领导集体层面看：长征胜利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开始实现中央领导集体由不成...
列宁早就说过：“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比较稳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4]这就充分说明能否形成成熟稳定的政党领导集体是夺取革命胜利和民族复兴的首要决定性条件。
习近平指出：“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灾难、落后挨打的悲惨屈辱史，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实现民族独立的伟大斗争史。”在这一斗争中，“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5]，首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经历了28年，以遵义会议为标志恰好是前后两个14年。这两个14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后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两个30年相比有好些相似之处。都是两个既有理论和实践紧密联系又有严格差别、本质不同的两个时期。遵义会议前的14年，党的几任领导集体对中国革命道路作了艰辛探索，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有了初步认识，对党、军队、苏区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培养和造就了大批人才，为后14年党领导的革命提供了思想基础、实践基础、经验基础、人才基础。但“由于这时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理解的党。”[6]出现某些失误和曲折也就难以避免。大革命后期，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由于种种原因犯了右倾错误，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不善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拉住即将叛变的同盟者，因而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导致了大革命失败。土地革命初期，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连续出现过三次“左”倾错误。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长达三年多，“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30万人减到3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30万人减到4万人左右。”[7]直至遵义会议，才结束了这一错误路线的统治，使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正如邓小平1989年所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友、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渐形成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遵义会议后，“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8]
遵义会议实现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改变和转折，是党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长期斗争的结果，是发扬党内民主的结晶，是实行党内民主集中制、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问题的典范。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和长征初期特别是湘江战役的严重损失，把党和革命带入极端危险境地，引发党内军内对“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的严重不满。面对这些不满，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政治局领导改变了只是“跟着走”的状态，从大局出发，挺身而出，提出建议并和错误领导进行斗争。湘江战役后，毛泽东便向中央提出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9]。了解到蒋介石通向湘西道路上部署重兵之后，又建议放弃原定的去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西向贵州。并就此与博古、李德发生激烈争论，虽出现了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的现象，但却得到了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并通过通道会议实现了战术“转兵”，黎平会议实现了战略“转兵”，猴场会议否决了博古、李德的计划，限制了他们的军事指挥权，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做了重要准备。遵义会议后又在“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上为坚持和巩固遵义会议实现的伟大转折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博古改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同时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还组成了全权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挥军事的三人团，毛泽东虽不是三人团团长，却由于周恩来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毛实际上起到了决策人的作用。
有人提出，遵义会议毛泽东只是进入了中央常委，并不是一把手，为什么说他成了领导核心呢？对于这一问题，当时周恩来和博古的谈话已经作过回答：做不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握军权，谁来领导打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毛泽东起了这个作用[10]。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我们可以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中也对此作了回答：“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建立。”“遵义会议在紧要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对于我个人说来，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11]邓小平也指出：“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他实际上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是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12]这都说明当时张闻天作为党中央一把手负总责，同毛泽东是中央领导核心并不存在矛盾。看问题要看实质，即谁在那时起着决定红军命运的作用？毫无疑问，是毛泽东。所以遵义会议实现了党中央领导核心的改变是无有疑问的。同时，还要看到，自1840年我国被西方坚船利炮叩开大门之后，几乎无约不损，无战不败，山河破碎，神州陆沉，历史上留下的多是黑色。只有从毛泽东和他率领的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中国历史才有了起色和后来的波澜壮阔。晚清以来各领风骚的人物多如牛毛，但能够提出一整套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路线用来摧毁旧制度，建立新体系，使中华民族复兴，给中国人民带来彻底解放的，只有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