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发展的紧迫需要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首先是现实发展的紧迫需要，这种紧迫需要可以从多种角度分析。

1．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并明确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目标和任务。要达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首先要着力解决改革中逐渐累积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如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强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拉大；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社会事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出现“一条腿短、一条腿长”的问题；资源缺口日趋扩大，生态环境形势日益严峻等现象。如不切实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而要切实解决好这些深层的矛盾和问题，首先必须克服过去在发展观认识上的某些偏颇。这些偏颇突出的表现是“五重五轻”：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重经济总量扩大、轻经济结构优化；重物质财富获取、轻环境生态保护；重眼前利益、轻长远福祉；重物质成果、轻人的价值。正是由于认识上的这些偏颇，不但使得我们在改革中积累的上述诸多矛盾和问题日益加重，也使得我们对改革开放前，曾经取得过的一些比较成功的发展经验和做法反而在改革中失散或流失。比如强调建立以预防为主的社会公共卫生体系，建立健全中国的农村合作医疗，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加强农村农田水利的基本建设，提高农村抗灾能力等等均明显地不足。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不仅适应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而且为我们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上述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理论的指导。

2．非典疫情的突袭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2003年初，非典疫情的突袭，暴露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某些薄弱环节，特别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一些非典疫情严重的地区严重缺乏传染病医院的现实，给了我们直接的启示，引起了新一届中央对发展观的审视。温家宝总理谈起这场疫情给我们的启示时明确指出：“一个民族在危机中可比平时学到更多。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民族的进步中获得补偿。”2003年6月17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加强公共卫生建设，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座谈会，在总结发言中第一次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观。同年7月28日，胡锦涛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进而提出，要更好地坚持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同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4周年招待会上，温家宝还说：“抗击非典斗争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坚持统筹兼顾，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必须坚持人与社会和谐相处，实现持续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创新，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应该成为我们长期坚持的重大指导方针。”这都说明，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直接动因是抗击非典的启示。(https://www.daowen.com)

3．突破现实发展“瓶颈”制约的必然选择

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的研究，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就表现得十分明显。这方面的矛盾突出地表现为四个不平衡。

一是经济结构调整了，但社会结构没有相对的调整。如工业化已进入中期阶段，而城市化还在初期阶段。2002年城市化率为39．09%，比世界平均城市率48%低10个百分点；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2002年我国的三个产业结构依次为：一产14．5%，二产51．8%，三产33．7%；而就业结构为：一产50%，二产21．4%，三产28．6%，就业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协调。二是经济发展了，但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不协调。从教育和卫生事业看，20多年来，我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做得较好，但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很不理想。1998年，我国普通高校在校大学生只有360万人，适龄青年毛入学率只有67%。1999年后连续几年扩招，2003年全国各类高校在校大学生1900万人，毛入学率才达到17%，还只达到1996年世界平均16．7%的水平。医疗卫生事业虽有很大发展，但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一方面是财政投入少，尤其是体制不合理，“重城轻乡”，85%的医疗卫生资源和经费投在城市，农村缺医少药状况严重，原有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基本垮了。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对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卫生状况进行排名，中国排在第188名。三是管理相对落后，跟不上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要求。改革20多年来，许多城市公共事业设施已初具规模，“硬件”相当现代化，但管理不善。交通拥堵，环境脏、乱、差，空气污染严重，“软件”跟不上。以交通为例，1949年，全国公路通车里程只有8．07万公里，2002年达到1765万公里。1998年中国只有一条高速公路，2002年已超过25万公里，跃居世界第二。但交通管理水平却没有相应提高，各类交通事故频发。四是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社会事业的管理体制基本上还没有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改变过来。这方面的改革还在试点、摸索。多数单位效率低，成本高，服务质量差，阻碍社会事业发展社会经济面貌。

与上述矛盾相关，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居民收入差距也持续扩大，城乡失业和贫困问题表现得较为突出。以城乡居民收入为例，东、中、西三大区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1980年为1．11∶0．93∶1．1，1990年扩大为1．26∶0．92∶1，2000年为1．40∶0．94∶1；三大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之比，1980年为1．28∶1．05∶1，1990年扩大为1．59∶1．19∶1，2000年扩大为1．92∶1．3∶1。中西部发展缓慢的原因主要是市场化率低（东、中、西的比例为80%∶50%∶30%），城市化率低（2002年全国的城市化率为39．09%，中西部都比全国平均率低，有的不足30%），所以中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实质上也是城乡差距。

至于可持续发展中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问题就更为严重。据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的分析，这是因为：第一，我国生态环境先天脆弱。国土面积的65%是山地和丘陵、70%每年受季风影响，33%是干旱或沙漠地区，55%的国土不适宜人类生活和生产。第二，我国人口多，人均占有资源相对少。正如温总理所说：“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据统计，我国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600多个城市中400多个缺水，110个严重缺水。人均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石油、天然气、铜和铝等重要资源分别只占世界人均水平的8．3%、4．l%、25．5%、9．7%。第三，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还处在由粗放型向效益型转轨的过程中，能源浪费大，有效利用率低，环境破坏严重。无序、无度消耗，迅速透支着宝贵的不可再生性资源。据估计，我国消耗了全球原煤产量的31%，铁矿石产量的30%，钢材产量的27%和水泥产量的40%，而创造出的GDP不足全球的4%。我国每创造1美元产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这样的消耗和产出比是难以长期承受的。由于生态的恶化，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我国每年沙土化面积从560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近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受到荒漠化威胁。人均耕地从1952年的2．82亩减少到2003年的1．43亩，中低产田比例由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2／3增加到90年代的4／5。废水排放总量达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七大江河水系劣Ⅴ类水质占40．9%，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诸如此类的事例无不充分说明，严峻的发展“瓶颈”制约，逼迫我们不得不将原有的发展观加以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