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地提出问题
在理论研究中，正确地提出问题，是做好研究的首要前提。正如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所说：“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理论，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3]爱因斯坦的话虽是就物理学的进化而言的，但它同样适应于其他理论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怎样才能正确地提出问题呢？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它存在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之中。要正确地提出问题，就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认真地调查研究，对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全面的深入的具体的了解和分析。
社会实践中的实际问题是极其广泛而又复杂多样的。
从问题产生的根源看，既有横断面的复杂性、多样性、交叉性而造成的问题，又有纵断面的不断变化性而造成的问题。从纵断面的时间看，还有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坐标，其间的问题往往既有历史的根源又有现实的根源。同时，问题的产生，还可以从内因和外因诸多方面去作考察，既有一因一果，多因多果，还有多果一因，多果多因。
从问题存在的领域看，既有纵向的宏观、中观、微观领域的区分，又有横向的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领域的区分。各个不同的领域中，由于研究对象内在矛盾和外在联系的差别，还构成了各不相同的诸多学科。这些学科既有特定的界限，又相互分化，相互渗透，产生出好些交叉学科。
从问题存在的层次看，既有表层存在的现象问题，又有深层存在的本质问题。在本质中，还有一级本质、二级本质、三级本质等等的区分。
从问题归属的内容看，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既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的，又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https://www.daowen.com)
如此等等还可举出不少。
因此，当我们在理论研究中提出问题时，一定要区别对象、时空、领域、层次等，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切忌简单化、片面化、表面化，更不能被表面现象甚至假象所迷惑，而必须深入其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只有这样，提出的问题才是真正的科学问题，而不是假问题、伪问题，理论研究才会有真正的价值。
从历史和现实的大量事例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正确地提出问题，尤其要关注如下几种情形。
一是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的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重大时代性课题。如上所述，对于这些时代性课题的科学回答往往会带来理论上的重大创新。
二是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宏观的，也有中观、微观的，同时往往会随着时间、空间、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但是，它既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关注，就应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野，不同的范围，不同的学科，给予理论上的不同的科学回答。比如，就国内来看，目前我们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推进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各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推进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完善，就存在着许多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需要我们探索和解决。如何调整经济结构，使之日趋合理；如何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切实提高农民收入；如何在入世后，应对全球范围的竞争；如何认识我国社会关系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调动各方面、各阶层的积极性；如何认识和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如何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如何适应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坚持和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等等，都值得理论工作者好好研究。
三是由于认识偏颇、决策失误或指导方针错误而造成的挫折、失败或危机中提出的问题。这类问题往往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以及尽快分析、解决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能性。错误、挫折、失败，既是危机，又是机遇，都有两重性。它一方面给人痛苦，向人们提出挑战，另一方面隐藏着转折的机遇与契机。正是这些挑战和机遇，发人深省，向人们提出新的认识课题；使人清醒，从反面加深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给人磨炼，使人百折不挠，勇攀高峰，从而成为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的转折点，新的生长点。恩格斯曾经深刻地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4]“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些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5]事实上，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好些重大理论创新，都是对挫折、失败或危机反思后的正面结晶。毛泽东思想是在总结我们党的历史上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后才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的理论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和挫折，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才逐步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