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指导行动的思想路线层面看：长征胜利证明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特别重要，开始实现由唯上、唯书到实事求是...
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形成，是毛泽东正确思想路线在军事、政治、组织领域贯彻执行的产物。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思想路线问题，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是毛泽东。毛泽东一贯重视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问题的调查研究，还于1930年5月写了《调查工作》一文。此文1964年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时，作者自己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此文是针对20世纪20年代党内严重存在着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主观主义思想倾向而写的，主张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运用于党的实际工作的思想路线，即“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文中明确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们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是正确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进行正确的调查研究”，“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3]。延安整风时，陈云将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路线概括为7个字：唯书、唯上、不唯实。这7个字也正好揭露了王明、博古“左”倾错误思想路线的实质和产生根源。24岁的博古，从苏联学习回国后被突然任命为中共中央临时负总责者，既没有经过任何实际斗争的磨炼，也不了解中国实际，更缺乏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还受到了教条主义教育的严重束缚。他唯一的本领就是唯书、唯上，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指示，全面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他完全不懂军事，也只能听信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意见。而李德不仅同博古一样不懂中国国情，没有中国革命实际经验，却又比博古多了一个毛病：自以为是，脾气暴躁，听不进不同意见，完全照搬苏联军事教科书、军事条令和正规战争经验去指挥打仗。这又怎能不打败仗呢？1943年9月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检讨中说：他当时是完全遵从共产国际路线，“执行了这个路线，而且在执行中把它发挥了，极端化了。”[14]
遵义会议改变的当然首先是党中央的领导，但尤为根本和主要的是纠正和克服了唯书、唯上、不唯实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长征胜利和党的历史证明，一个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其实质是一个党用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问题。思想路线是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工作路线的核心和灵魂。只有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工作路线。邓小平说得好：“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15]“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6]不从思想路线上解决问题，“左”倾和右倾的错误就无法从思想认识上真正解决。(https://www.daowen.com)
长征途中情况瞬息万变。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比如，黎平会议在否定李德坚持去湘西的计划后，曾决定到川黔边建立新的苏区。所以，遵义会议的第一个议题不是讨论第五次反“围剿”的路线问题，而是审查黎平会议到川黔边的决定。从黎平会议到遵义会议召开，时间虽不到一个月，但敌情变化很大，到川黔边建立苏区已成为不可能，所以才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到川西建立新的根据地。随后，北渡长江也不行了，这才有“四渡赤水”出奇兵，彻底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并在摆脱中用优势兵力歼灭部分敌军，补充器械，鼓励士气。正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将领运用实事求是的思想去指挥军队，指挥打仗，遵义会议后，战争局面才完全改观。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被毛泽东指挥的红军牵着鼻子走，红军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取得了举世无比的重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