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毅 我和中国电视剧的十年相伴
林毅，男，1933年7月生，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策划人。曾任中央电视台影视部副主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高级编辑。
1957年，我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后留校，在表演系办公室当秘书兼共青团院团委副书记。1959年1月，我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当走进那扇高大厚重的大门，我意识到我已经成了广播电台一名新员，从此生活将要发生很大改变。
我在中央电台文艺部前后20多年，当过外国文学编辑，编写过广播剧，搞过电影、话剧录音剪辑。当时我们有个编辑熊永立，他自己写解说词、制作电影录音剪辑，通过生动的解说词重新组合，加上听众的想象，变成了奇妙无穷的艺术品，令人惊叹。我受到电影录音剪辑的启发，做起记者工作，背起录音机采访了文艺界（主要是电影、话剧）著名导演和演员，用即兴方式和被访者进行交流，效果极好。
从1959年1月起直到1982年我走出这扇大门，调到中央电视台工作。有人问我，电台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我想了很久，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严”。从早晨上班走进这幢大楼高大厚重的大门，大门外站着两个士兵，你会觉得“严”；做好的节目要认真检查才能播，你会觉得“严”；把节目送到播出区，要经过一道又一道岗哨，送磁带的员工要持有专门证件才能进入，这又是一种“严”；新员工老员工，特别是新员工要接受“电台是党中央的喉舌，从电台发出的声音是党的”这一条非常重要也非常“严”的教育；播出有错误，视错误程度要受到纪律处分，这也是“严”。
这些年，中国电视剧形成了井喷式的发展，不仅量多还质高。《红楼梦》小说，几百年才出一部，而《红楼梦》电视剧是对经典小说的另一种传播。我想在庆祝中国电视剧诞生100年时，《红楼梦》依然会被看好，只要影片质量仍然有保障。我有点后悔，当年王扶林导演筹拍《红楼梦》时，曾找我去当文学编辑，我自知文学修养不够，谢绝了。王扶林导演是我的师兄，1952年他从熊佛西创办的上海剧专（上海戏剧学院前身）毕业，被分配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演员剧团，几十年的潜心修行，终于结出硕果，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王扶林是当之无愧的有突出贡献的电视剧艺术家。
早期支持中国电视剧发展的有两支队伍：一支是电视台系统的创作队伍，另一支是电影厂系统的队伍。这两支队伍实力相当，电视台拥有资金的优势、播出阵地的优势，干得红红火火；电影厂苦于资金的压力，在电影局领导的支持下，元气正在得到恢复，凭借人才资源的优势，拍出了经典电视剧《围城》。当时双方对电视剧功能问题曾有过认识上的分歧，一方认为电影是艺术，电视剧是快餐；一方认为电视剧也是一种艺术形式，而且其产生的广泛影响力根本是由观众说了算，由市场说了算。原来是电视剧导演的冯小刚，现在转向当了电影导演；原来是河南电影厂的导演陈胜利，他拍的电视剧《9·18大案纪实》《黑槐树》曾风靡一时。
中国电视剧在短短的20年中能够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与电影厂的参与和奉献分不开。根据钱钟书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围城》由上影厂出品，黄蜀芹导演，陈道明主演。中央台投资一部分，上影厂影视部集资了一部分。为了拍好这部戏，上影厂电视剧部全力以赴，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多次协同主创人员拜访小说作者钱钟书夫人，吃透作者写作这本小说的动机和书中人物的性格等。这部戏拍摄完成之后，在片头监制署上了“尹诗”二字，署“尹诗”名字的都是合拍片，而且每年获得“飞天奖”。有人问，“尹诗”是谁？“尹诗”其实是我们影视部的谐音，有“尹诗”署名的电视剧一般都不错。
提高电视剧艺术质量，始终是电视剧工作者时时关心的问题。我与同事们常常一起谈论这个问题，很多人认为是体制问题，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影视合流，势在必行”。电视剧发展初期，一些电视台有资金有平台，但缺乏人才，电影厂有人才而缺乏资金，二者合作，叫作“一拍即合”，确实合作拍出了许多好作品。几年下来，自己的薄弱之处都有了改善，但矛盾反而有了发展。从组织上，影视合作最终还是彻底分开，各自到市场去打拼较量，来一个两军相逢勇者胜。
1990年，全国电影厂在江苏无锡市举办了首届优秀电视剧评选活动，洪民生、笪远怀为组委会主任和委员，我作为秘书长参加。电影系统参加的人有：丁峤（文化部原副部长）、陈播（电影局原局长）、石方禹（上影厂原厂长、上海市电影局局长），时任电影局局长滕进贤托陈播带来他要说的话，我不妨把他在会上所说的话抄录如下：
“首先，我来的时候，滕进贤同志两三次对我说，一定要在这个会上说，电影局积极支持各个电影厂拍电视剧，而且让制片厂要有大电影的观念，应该把拍电视剧列在自己的制片日程上。过去有许多厂已经在做了，特别是上影厂，后来珠江厂也有自己的机构。我想这些细节我就不说了，而且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在这一点上，电影局也感到遗憾，没有积极地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当然是电影本身面临了许多问题，顾不上去思考了。滕进贤同志再三说了，这是他的话，我在此转达。”
时过境迁，30年前，电影界一批中青代专业人员发出了“影视合流”的呼吁，得到了当时电影局领导的高度重视，但由于他们当时正忙于“文革”后电影厂的恢复工作，一旦理出头绪，就要把电视剧的拍摄纳入电影厂的工作中去。电影厂拍电视剧不是中国的独创，西方国家、苏联都是这样做的。这样做可以节约成本，精简机构，驾轻就熟，质量有保证。
30年过去，如今已不是电影厂兼拍电视剧，而是原来拍电视剧的导演专拍电影了。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相信后来者。中国电视剧迎来60周年诞辰，如果有关部门借此契机，听听多方意见，理顺多方关系，倒是一件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