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璞 做新时代的电视剧制片人
于璞，曾用名于朴，男，1945年1月生，先后毕业于北京电视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制片人、策划人。曾任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北广传媒影视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广电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艺术总监，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制片委员会副会长、执行秘书长，中国传媒大学客座教授。代表作品：《四世同堂》《钟鼓楼》《便衣警察》《渴望》《无悔追踪》《重案六组1》。作品荣获第六、八、十一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四、六、九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第五届巴西里约热内卢电视节特别奖。个人荣获第十届全国电视十佳制片人奖（1999年）。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提出殷切要求：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回顾我从业近35年的工作经历，我由衷感到习总书记给我们影视工作者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1982年，我来到刚刚成立的北京电视制片厂（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当时坐落在北京西三环边上的简易排房中的北京电视制片厂，提出的建厂口号就是：艰苦奋斗，无私奉献。1982年年底，我第一次参加电视剧的拍摄，在广西拍摄一部战争题材电视剧《战友重逢》，担任制片主任。为抢季节加快拍摄速度，在外景地布置战火纷飞的效果，不慎将盛满汽油的油桶引着，周围是一片油松林，并有众多的群众演员和昂贵的摄录器材。我没有多想，不顾个人安危，手提燃烧的油桶，跑到了安全地带，避免了一场恶性事故，可我双手双臂多处烧伤。住了20多天的医院，至今手上和小臂上还留有烧疤。
后来在拍摄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时，我任制片主任、剧组领导小组组长（当时还未设制片人的职务），在拍摄最紧张时，我父亲癌症已到晚期；拍电视连续剧《钟鼓楼》时，赶上我家拆迁搬家；拍《便衣警察》时，我爱人住院动手术，我都坚守在拍摄现场，没有请一天假。我要求自己作为制片人，心中必须要装着整个剧组，要切实关心剧组每个人的困难，这样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从拍摄《四世同堂》起，我就给自己规定了三个“必须”：一是剧组演职员病假，自己必须亲自到家慰问；二是剧组人员家里有困难，自己必须关心解决；三是剧组拍摄时最苦、最累的现场，自己必须在场，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与大家同甘共苦。
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开拍的前一天，饰演剧中白巡长的演员黄少泉的老伴去世了，我和黄少泉一起到医院帮助料理后事，感动得黄少泉老师很快投入了拍摄。拍摄电视连续剧《便衣警察》时，当时在剧组担任美术的冯小刚的母亲有病在床，我和冯小刚一起到处联系请保姆，使冯小刚解除了后顾之忧，安心地到茶淀农场拍摄外景。我担任制片人的剧组一般都是集数较多，在外景拍摄时间较长，剧组演职员离家时间长，很多人想家，我就根据剧组特点，安排了很多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比如，剧组给每个人过生日，因地制宜在拍摄景地组织业余时间进行篮球赛、乒乓球赛、钓鱼比赛、舞会等，使大家感觉有了家的温暖，增强了剧组的凝聚力。
制片人必须要胸有大义，肩头有责任，制片人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这个剧组的风气。制片人身教重于言教，靠自己的实际行动建设一个风清气正的剧组。
我组建每一个剧组，首先向全体人员公布执行剧组的“财务管理制度”“剧组的工作纪律”“安全生产守则”，这三个规定与制度必须严格贯彻落实到剧组工作的每一天和每个演职人员。
我自己首先带头遵守：我负责的所有剧组、财务管理、现金审核报销制度非常严格，必须要审批和支出两条线，不能一个人一支笔说了算。剧组租借场地和器材，付群众演员酬金等，由部门负责人和现场制片经手，而我严格审核、检查、签字。剧组所有支出必须公开透明，相互监督，互相制约。再小的一笔开支都要多人制约，经得住审计、检查。电视剧《便衣警察》是由公安部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联合投资、拍摄、出品的。该剧拍完后，公安部专门成立一个专案小组一笔一笔地审查剧组的每一笔账，从每项开支、每件物品入库都严格审查。甚至剧组购置的一些物品，公安部专案组都要拿着购物发票和实物到商店一件一件核实。就这样按着立案审查的标准，调查了几个月。最后，公安部专案组总结时说：剧组账目清楚，未发现问题，尤其制片部门廉洁到了多一杯水都没喝。这部戏，公安部授予其首届“金盾奖”。
剧组的风气好坏，全靠制片人带动。在剧组中我首先严格要求我自己，要求大家做的，首先自己要做得比别人好，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一件小事不注意就会失去说服力。在剧组内，我带领制片组必须每天起得最早，离开拍摄现场最晚。在摄影棚拍戏，我每天离开最晚，细致检查所有电器开关和每个角落有无烟头，杜绝一切安全隐患。
我担任制片人30多年，几十个剧组没出过一次安全事故。我要求制片部门必须坚守拍摄第一线，每次最苦最累的外景、夜景，我本人肯定带队在一线。因为剧组的拍摄质量保证在第一线，剧组演职员沟通、和谐在第一线，确保安全生产也在第一线。
我作为制片人从不搞特殊化，在剧组从不住单间，而是和制片或副导演住一个房间，方便安排工作；从不安排专车，而是和大家一起坐大车。拍《四世同堂》时，夜里一两点才出棚，拍摄结束，我让剧务安排车辆送演职员回去，因车辆少，司机很辛苦，为了让司机少开一趟车，我自己经常骑自行车回家。
在剧组中，我对所有演职员不论职务高低都一视同仁，平等待人，相互尊重。就是剧组中一个普通民工患病，我也要亲自送到医院，负责治疗，常去看望。拍《渴望》时，剧组的照明组长无故冤枉临时电工耽误拍摄，我要求他向这个民工道歉，照明组长虽然承认自己有错，但就是不道歉。我坚持剧组每个人的人格都是平等的，如果不道歉，会影响剧组团结，我会执行合同规定辞退这个照明组长。最后，他当众道歉，剧组增加了凝聚力。《渴望》中饰演刘大妈的演员韩影说：“在《渴望》剧组拍摄，心里非常痛快，全组像一个温暖的家。《渴望》有于璞主任在剧组树立好风气，《渴望》再拍50集，我们剧组也不会乱。”
我担任制片人的剧组，都成立剧组党小组，我任党小组组长，把剧组来自不同单位的党员组织起来，发挥每个党员的先锋作用，要求每个党员在各自岗位上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做好本职工作，发挥正能量，从而保证剧组风气正，艺术质量精益求精，顺利保证每部戏高效、优质地完成。我担任制片人的每部戏从未超过预算，还能节余预算经费上交中心，而且几乎每部戏都能获奖。
习总书记要求我们影视工作者勇于创新、创造，用精湛的艺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我近30年的制片工作中，在党的领导下，在中心领导的支持下和中心同志们一起不断开拓、创新。如，创新拍摄了我国第一部室内剧50集《渴望》；确定《重案六组》着重刻画公安人员的正面形象，突出正能量，剔除警察内讧、内斗的负面内容，该剧成为我国当代复播率最高的公安题材电视剧之一。
作为制片人，拍每部戏，对制作每个环节都要审慎决策，严密掌握。每一天、每一步工作都是如履薄冰。剧本的策划与创作，剧组主创人员的挑选组建，拍摄计划的制订，各部门的协调，周期的控制，经费的掌握，生产安全等，无论忽视了哪个环节，都会导致全局的失败。
制片人只有做到无私忘我，才能尽职尽责，拍好每部戏。我在从业30多年中，做到了工作第一，从不考虑个人利益，一直忘我工作在拍摄现场。在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担任副主任，组织拍摄常青藤剧场电视剧项目时，一年中能担任十几部电视剧的监制；在紫禁城影业公司任副总时，很多民营公司拍的影视剧都与紫禁城公司联合制作，我担任监制或策划，每个剧组拍摄结束时都支付给我一笔监制费。我觉得我做监制只是职务行为，剧组给我的监制费我都退给剧组或上交给单位财务。我退休时，经济上并没有多少积蓄，但我心安理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职业道德。
我近30年拍摄了多部家喻户晓、老百姓喜欢、有的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影视作品。因此，我这一生是有价值的，是可以自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