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平 我在电视剧组里的那些日子
江平，男，1961年9月生，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制片人、导演、编剧、行业管理者。先后任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剧导演委员会副会长、电视制片委员会副会长，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国家一级导演。曾任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担任监制的代表作品：《儿女情长》《红岸——邓小平在1929》《田教授和他的28个房东》《张闻天》《走过花季》《忠诚》《康熙王朝》《侠女闯天关》《真命小和尚》《梧桐雨》《太阳升起》《今天我离休》。作品荣获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视金鹰奖。
我从事电视剧工作，算起来，应该有些年头了。近20年来我一直在电影领域，又隔三岔五地导演电影，或者担任电影的制片人、出品人、监制人，慢慢地似乎离电视剧远了，以至于电视界很多新朋友以为我就是专业拍电影的。其实，我也算是个电视剧老兵，掐指一算，我参与过近2000集电视剧的制作，有演，有导，也有编，还当制片，更当场务、当小工、当路人甲。
我曾经是中国电视剧出品量最大的上海永乐影视集团分管创作的副总，当时公司在杨玉冰老总领导下，连续三年每年制作500多集电视剧。这里且不说日后参与的许多大剧工作时的酸甜苦辣，我只想寻觅一下，我在早期的电视剧剧组里留下的足迹，回忆一下自己的点滴往事。
1983年夏秋之际，南通新港镇，某电视剧在这里开工。我听说导演是老艺术家钱千里，特别高兴，因为我早就认识他。
记得刚刚打倒“四人帮”时，他回家乡省亲。那天，南通籍电影大师赵丹故居门口，我见一瘦老头儿穿着一身中式的黑棉袄、黑棉裤，在那儿转悠。后来，我们一老一少因赵丹而聊起来，说着说着他问：“你在哪里读书啊？”我说：“我在南通市文工团的艺训班学习。”他又问：“你们文工团最近在演什么戏啊？”我说：“正在复排《万水千山》。”他说：“哦，我们厂里也排了。”我心想，这180人的大戏，一个工厂还能排演出来？可他还在那里煞有介事地说：“我们厂里是排啦，排得可好啦！不过听说南通文工团要去上海演，我们是要去学习的……”我当时想：你们工厂的肯定业余，当然要向我们专业剧团学习呀！事后，我才知道，他说的厂，是上海电影制片厂，他们排的《万水千山》，当中的演员有王惠、陈述、康泰、杨在葆、王丹凤，跑龙套的是陈冲、张瑜，那都是什么样的人啊！
那天在新港镇的剧组一见面，我就自报家门，钱老立刻想起那个几年前跟他聊《万水千山》的那个孩子，叫我在旁边坐。我哪里敢呀，就主动请缨，问能够派点什么活儿给我做。他说：“你在团里还演戏吗？”我说：“演戏，也管道具。”他恍然大悟：“哎呀，我这个剧呀，需要些南通特色的道具，盘篮、风箱、烘缸、淘箩……借都借不到，说是南通话剧团有，可管道具的小家伙出去拍戏了，钥匙在他身上，原来就是你呀！”我说：“对呀，我从浙江才下了张惠钧导演的一个戏，刚回南通。”他说：“你在浙江那个戏干什么？”我实话实说：“管道具。”他听了一拍大腿：“太好了！后天拍一场戏，要一些老式道具，你要再不回来，我就只能找你们团长撬箱子敲锁了。”我一口答应，二话不说，回到团里，把几十样道具准备好了，第二天，我拉一辆黄包车把这些东西弄到了现场。不料，我们剧团有位老同志，原本借在剧组搞外联，神气得很，他觉得我抢了他的风头，在老爷子面前说了我许多坏话，果然，钱导演对我的态度变了。看到我走了十几里地拉来一车道具，他就说了“谢谢”两个字，就忙自己的去了。我本想帮忙搞了道具，理所当然能到剧组跑个龙套，可没有人搭理，我只好悻悻然打道回城。
又过了十年，我已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的法人代表兼办公室主任了。有一天，我主动上门去看钱导演，他很惊诧，一见面便直爽地问我：“你不是在南通那个组里骂我不会拍戏，说我什么都不懂吗？今天怎么看我来啦？”他愤愤地说，“当时你们南通某某某亲口跟我讲的。”我印象深刻，老爷子说这话时候，特地用了“某某某”三个字，没有直呼其名。看得出，他还是一位善良的老人。于是，我很谦恭地解释：“那时候可能别人就是觉得我太年轻、头脑太活络，所以要泼泼冷水，让我收敛些吧！今天我来看您，就是想告诉您，我正式到上海电影局工作了，您也退休了，以后有什么事情，随时喊我。”
就这样，一笑泯恩仇，我竟成了钱老的忘年交。
从1995年到2000年，钱老在我导演的电视剧中出演了四次，每次都是几句词儿，心甘情愿地来为我演路人甲乙丙丁，特别是《太阳升起》，那是1998年抗洪的片子，这距他当年担任《马路天使》主演，已经过去52年了。在九江前线，水还没有退下去，老人与我们年轻人一样，在齐腰深的水里，跑着、趟着、淹着，丝毫不懈怠。他跟剧组的晚辈说：“江平是我的小同乡，有一阵子我还误解过他，他不计前嫌，对我这样好，我这把老骨头80岁了，有什么事情，他喊一声，我就来。”
这就是我和20世纪30年代的老影人钱千里在电视剧组的故事。
还有一年，酷暑，一个电视剧剧组，是一位女导演，全班人马都是上影的，我演群众，大概就是几场戏，露几次脸。年轻，有劲没处使，又闲不住，便跟制片大姐说，能不能让我干点什么活儿。她不屑地说：“做场务、剧务也是要有本事的，你会什么？群众还没演好呢！”我说：“我不怕吃苦，你就让我干吧，我天天闲也是闲着。”我提出帮工打杂，他们后来答应了，没想到上来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让我给剧组做饭。大姐给我挂面30斤，煤油一桶，大概有十来斤，还有40多只搪瓷盆子，酱油、姜、蒜、盐、味精等。第二天天不亮，我就挑着担子上山了，他们拍了一个多小时后，我才喘着粗气来到山顶。远路无轻担，对于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100多斤担子，挑在肩上走4个小时的山路，那种累是可想而知的。歇不得，赶紧做饭，一碗碗给大家下面条，端上前，张三说淡了，李四说咸了，我都点头哈腰地满足他们，赶紧加油添醋。大家都吃完了，我满头大汗地把碗筷收拾干净。天很热，山顶上无遮无拦，女导演用一件黑衬衫盖在监视器和自己的头上，看着画面。我顺着导演的黑衣漏出来的监视器一角，目不转睛，想学习别人怎么拍戏。我寻来一把扇子和一把伞，悄悄站到导演身后，伞撑起来遮阳，扇子轻轻地扇风。看着看着，我也情不自禁地入了戏，可能不小心风大了，导演一回头，看见我举着一把伞，撅着屁股，伸着脖子，手上还拿着把扇子，她既没说“感谢”，也没说“不用了”。四目相视那一刻，她淡淡地来了一句：“你这个孩子，将来会有出息的。”她，是著名导演黄蜀芹。
如今，20多年过去了，黄导演已病在医院，老年痴呆，谁也不认识了，但是我坐在她病床前拉着她的手，跟她讲当年那个故事时，她能脱口而出：“江平！”
1987年，我已经当导演了。那年夏天，苦战一个多月，戏拍完，后期没钱了，我就和制片人一起去拉赞助。说是制片人，其实就是我当时所在南通话剧团的团长，姓陆，名剑雄，50岁了。他上过朝鲜战场，转业到内蒙牧场，最后回到老家南通。当时，话剧不景气，他觉得要闯影视路，特别鼓励我从事影视导演工作，让我胆子大点。我就跟他一家家去跑企业，四处奔走拉钱。记得有一天，我们俩骑了6个小时的自行车来到了吕四一个渔村，这里有个糖果厂，意向给我们3000元支持。到村里的时候，已是晚上9点多，我没料到会走这么多的路。下自行车时，我的内胯两侧都磨破了，老陆也筋疲力尽。我们找了一个小客栈，开店的大爷很热情，招呼我们坐下。我们饿得要命，问大爷有吃的没有，大爷说太晚了，只有一点剩饭和咸蛋。我的记忆中，这是我此生吃过的最鲜美的泡饭和咸鸭蛋。连吃带住，老人只收了我们两块钱。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发现后背是黑的，原来那是一个车马店，草席好久没擦了，上面尽是汗渍、灰尘，我穿的那件短袖白衬衫，染得像斑马一样，我就是穿着这件衬衫跟老陆一块儿去了糖果厂。一位姓朱的厂长接待我们，他不敢相信一个话剧团团长和一个导演竟然住在一块钱一晚的小店里，而且衣服都脏成这个样子。当我们拿出正规的介绍信和工作证的时候，他被我们感动了。当然，那位朱厂长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而陆剑雄团长从此以后也成了我的莫逆之交。一年后的夏末，陆剑雄团长因投身改革太过用心，突发脑溢血，不幸离世。我写下了一副对联：老陆走了，群众苦了。
若干年过去，我调北京，任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一日，碰到了老陆的侄孙，一位很有本领、也很不容易的导演。他已导两部戏，都很成功，但他第三个剧本却遇见了麻烦，涉外题材，送审时差点过不了。我当时特别积极地支持他，找了外交部领导一起出谋划策，修改剧本，最终顺利通过。定稿时，我忽然讲了我和陆剑雄的故事，他的叔爷爷，为了我能当导演，出了很大的力，是一位特别爱护年轻人的前辈。这位青年导演听了我的话，随即把他即将投入拍摄的这部电影《南京！南京！》中刘烨所演的角色改成了他叔爷爷的名字——陆剑雄。这位导演的名字叫陆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