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鸿亮 关于电视剧创作的五点体会
侯鸿亮，男，1973年2月生，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修班。投资人、出品人、策划人、制片人、发行人。东阳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影视部副主任，山东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总经理。代表作品：《温州一家人》《父母爱情》《北平无战事》《琅琊榜》《欢乐颂》《闯关东》。作品多次荣获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视金鹰奖，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个人荣获山东广播电视局个人三等功、集体二等功（2008年），第六届澳门国际电视节年度最佳电视制片人奖（2015年）。
第一点体会：创作所需要具备的两种积累。
在影视剧的各个环节中，编剧是最重要的，而且编剧也是对生活、对历史、对社会、对人了解最深的，产业的基础就是编剧。对我来讲，这么多年的创作，受益最多的也是我有一批非常好的编剧朋友，已经为我们创作过《闯关东》《钢铁年代》《温州一家人》《老农民》《温州两家人》等五部戏的高满堂老师和《北平无战事》的刘和平老师，我给他俩的总结是：刘老师读了太多太多的书，高老师走了太多太多的路。
我是从2005年起和高老师合作《闯关东》，那时候就是东北三省、山东一路采访过来；拍《温州一家人》时，我们去温州十几次，然后沿着“温商”在世界各地创业的足迹去了意大利、法国；他现在写《温州一家人》的续集，又写到了南非。就这样，去过了很多地方，也采访了很多人，从中提纯，最后形成了剧本。而刘老师的创作方式完全不同，他并不崇尚采访，因为他已经把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装在了自己脑子里，对历史、对文化有深入的研究。所以，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道路，但是一定没有捷径，需要付出太多太多的努力。
我曾经问过他俩一个相同的问题：作为这么好的编剧，你们对这个社会最大的贡献应该是多写点剧本，为什么要牵扯这么多精力，参与到各类活动中？两位会长给了我相同的答案，他们说：我们现在都是这个行业的老人，但是都曾经年轻过，所以希望现在年轻的编剧能够越来越好，把我们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对这个行业是有益处的。
2003年我和赵冬苓老师为了一部电影，去全国的十大贫困县采访。那个地方特别穷，很多孩子都已经辍学在家。我们去之前，约好到了之后可以资助一些孩子，让他们重返学校。真正采访的时候发现现实和想象完全不一样，当地所有的大人和孩子，都向我们伸出手，赤裸裸地要钱，甚至有人干脆把孩子塞到我们怀里，说你们把孩子带走吧。我当时跟赵老师说，我决定不再资助他们上学了，因为那种感觉实在很难受，他们完全是一种等着不劳而获的态度。可赵老师说，这些我也看到了，也都感受到了，但是你要改变这些，怎么办呢？只有让他们受更多的教育。我们资助他们上学，不就是为了让他们受教育而改变他们的现状吗？
所以这三位老师，他们都是站在这个行业的金字塔尖，他们的这种担当，我觉得是成功的编剧，或者成功的剧本里不可或缺的。这也是这些前辈给我们这些年轻人树立的目标。
第二点体会：寻找新鲜感是我内心的理由。
很多人都问过我一个问题，你作为制片人，如何选择剧本？这恐怕也是所有编剧朋友比较关心的。我过去的时候总是很认真地去回答，具体来说，或者是对历史、对文化、对社会、对人文有自己的认识，或者是塑造了多个鲜明的人物，或者是讲述了一个特别扣人心弦的故事，而且和现实有连接，能引发观众的共鸣。然而这些年做下来，我发现这些都对，但不够，我内心深处的一个理由，是在寻找一种新鲜感，这对创作者来讲，是特别重要的原因。
从商业上来讲，做完一个项目获得了成功之后，再去接着做同类项目，可能会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作为创作人员，当重复这些过程的时候，会觉得创作就变成了生产，对大家的创作能力是有损失的。包括当我们向电视台征求意见时，电视台往往是根据以往播出后取得反响不错的作品，它们的题材类型、故事风格、收视率、美誉度等，就这些做出经验总结，来评判和选择项目，这种“经验主义”会让我们每一次创新行为的市场之路走得异常艰难。比如《生死线》，现在这部戏已经收到了种种赞誉，但是它跟以往的任何战争戏都不类似，不是一部能够拿经验主义来客观评判的戏，所以发行的过程很困难，但是播出后得到了行业内外的公正评价。所以，文艺作品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没有一定之规，创新是整个行业不断前行的动力。
第三点体会：不要因一时之利而留下遗憾。
我们和高老师在做《温州一家人》时到温州采访，后来在剧中也有所展现，温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之一，但在最初的原始积累阶段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就像崔永元在节目中说的曾经的温州鞋“往往鞋在走，鞋底就不走了”。随后的20年，温州的鞋业或者说整个企业界，为了扭转这样的“污点”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影视也一样，如果大家将之作为一生的职业和理想，还是请大家珍惜每一部作品，不要留有遗憾。比如高老师曾经写过一部戏非常受欢迎，在各地播出都是收视冠军，但他到现在提起来都心有不甘，觉得那是他向市场妥协的一部戏。
如果说有些作品因为操作过程的种种不尽如人意，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然而你努力了，会收获最宝贵的经验。若是像最初温州生产皮鞋一样以次充好，可能会收获暂时的利益，但是会丢掉编剧最重要的两个东西：能力和名誉。当然，评判一部戏，有各种标准，你的收视率高是一种成功，你的点击率高是一种成功，你的口碑好是一种成功，关键在于你想要什么。在现在市场环境下，更多的人看重前两者。通过各种经验汇总，在创作时将各种高收视元素、“桥段”拼在一起，播出后收视通常不低。但是作品没有逻辑，没有了内在所有的东西。剧本作为影视的源头，如果编剧不能够坚持质量关的话，那么到了导演、演员那儿，放水的可能就更大了，对整个行业来讲不是好事情。
第四点体会：当条件未成熟时不要急于求成。
我们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如果在创作中没有找到真正从内心中生发出来的东西，不妨先放下，等待慢慢地孕育。大概一年前，高老师给了我一个大纲，说：“你看一下，是讲你们山东的事。”那是一个民国题材，写的是两个家族之间的争斗。故事非常通顺，人物也很鲜明，但是相比已经播出的同类题材，缺乏特别新意的东西，未来如何在市场站住脚？所以我就跟高老师商量先放下。前段时间他跟我说，这部戏可以做了，我们可以把家风、家训放进去。我觉得有点意思了。他又继续说：“这个故事可以放在你的老家，山东济宁。”济宁是个很特殊的地方，一边是红土、农家文化，一边是大运河、商家文化，可以放到两个文化交融的地方。商家文化讲究的是如何才能够把生意做好，而中国古人往往讲究的是一个“义”，只有把“义”字放到第一，你才能获得那个“利”，这些恰恰是我们当代最缺失的东西。所以项目需要孕育，在没有达到最佳的状态时，不要急于求成。
第五点体会：未来编剧会是一个最核心的环节。
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讨论有没有可能中国的编剧也像好莱坞一样，形成编剧中心制，我觉得这一定是个大趋势。对编剧来讲，未来会是一个最核心的环节，像好莱坞一样，编剧逐渐转行作为一个项目的主控人。在这之前，就需要你把剧本写得够好、够硬，这样才有可能取得话语权。你还要了解剧组的各个环节，市场的各个环节，环境的随时变化，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功课。
就像我做制片人的经历。我最初是干摄像的，后来又做导演，后来因为领导觉得我们单位的导演太多了，需要有个人为大家服务，说你改行做制片人吧。我2003年改行做制片人，发现有了前面的那些积累之后做起来非常得心应手。当然，这个得心应手也有一个过程，我最初在剧组的时候，把剧组当成天，觉得剧组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后来发现生产的这些电视剧卖不出去，就是缺乏发行能力，逼着我开始做发行。逐渐又发现项目跟不上了，没有项目的储备，后面一切都没有用。所以我现在的精力，有40%是放在最初的选材和剧本上，30%是在剧组，剩下的40%是在后期销售上。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够保证项目顺畅地进行。
再比如我和刘和平老师合作《北平无战事》，最初就是刘老师说服了投资方，找山东的团队来拍。从开始筹备到完成后期制作，都是刘老师陪着我一起走过的。剧中所有的大腕都是他跟我们一起去谈的，不仅仅是作为编剧，也作为一个制片人，从制片方的角度去和演员沟通，可以说我们共同搭建了一个也许今后再也难以实现的阵容。谈完演员之后，就是和导演之间、和各部门主创之间的沟通，确定拍摄的风格化，我们的美术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我们的服装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风格，最后我们确定了要把民国范儿做到极致。在拍摄的时候，刘老师是在剧组里的，他负责给大家解惑，和剧组每个部门都密切接触。现在做什么？每一集剪出来的样片要看，包括音乐的调整。他是真的懂，才能够对整个拍摄做一个把控。所以编剧中心制会对编剧提出一个很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