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雨生　“触电”之后

靳雨生，男，1937年7月生。制片人。曾任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制片人，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代表作品：《努尔哈赤》《唐明皇》《战国》《秦始皇》。作品多次荣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视金鹰奖。个人荣获首届全国电视十佳制片人称号（1994年），中国电视剧产业20年群英盛典突出贡献制片人称号（2011年）。

1984年我应朋友之邀帮电视剧摄制组干些杂务。以后传出些小故事，引起中国电视剧艺术委员会主任曹惠的注意遂将我纳入麾下，并立刻投入当时电视剧唯一国家级奖项——“飞天奖”评审及颁奖会议的筹备工作。岂料工作到半途又被紧急派往设在外省的《努尔哈赤》筹备组，填补已辞职的制片主任的空席（当时国内影视摄制组套用的是苏联的导演、制片主任双轨管理制度，电视剧偶尔出现的“制片人”也非专职）。

《努尔哈赤》剧共四个合作单位，作为全额投资的牵头单位全程驻组者仅我一人，且需与良莠不齐的队伍共处一年。但这一年经历的大小麻烦几乎超过了我之前工作两年所遇麻烦的数量总和，可见时代真的大变了。

为首先保障《努尔哈赤》剧的摄制环境无障碍，我竟达到了殚精竭虑的地步，有时甚至使出了“引火烧身”“围魏救赵”之策。也算幸运，《努尔哈赤》最终获得“飞天奖”剧目一等奖及优秀编剧、导演、男主演共四项重奖。据说此纪录至今未破。家居长影的导演陈家林信中说：“能找到你这样一位同心同德的老大哥的确不易，今后需要我做的事情，我义不容辞。”

《努尔哈赤》于后期制作时电视剧艺委会更名改制，曹惠即率我等一行人合并于遐迩闻名号称“国家队”的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

1989年，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经报批后开始执行国际通行的制片人责任制，任命并公示了第一批包括我在内的四个制片人，且立即指令其中三位制片人在部、台级官员领导下共同筹备、摄制《三国演义》，剩下我待命。数日后，剧中心新上任的主任张天民约我面谈，大意是，听说我很有才干，所以决定给我一个与国际接轨的机会——做第一个自筹资金并全程掌控的大型史剧的制片人，剧名是《唐明皇》。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得知实情：当时全靠国家供给的央视，平均每年只能上半部大型史剧，所以除《三国》外，其他上报剧目皆免谈。但张天民很中意《唐明皇》这一题材，便同力荐小说的曹惠商量：剧中心能否找出一个靠自力更生便能完成此剧的人？曹惠毫不犹豫地推荐了我。

《唐明皇》第一次筹备会上，张天民首先表示赞同我将“三子登科，本子为先”列为这部剧成败关键的说法，许诺他会尽量抽空照应剧本改编的问题，并同意陈家林任导演。然后与在座者议了一些其他事便散会了。原定半天的会在一个小时内匆匆结束。我明白这皆因前一天他问我一句：“《唐明皇》可否与《三国演义》同时杀青？”惹出我一堆“否定”：“先别提资金，就冲剧本也不可能，《三国演义》剧本来源是家喻户晓的古典名著，只需按部就班将文学语言转化为镜头语言即可；而《唐明皇》原小说，论文学、史学价值，连可比性都不具备。”

《唐明皇》经费筹措的最大障碍是当时全国除去影视界互相合作的狭窄渠道外，无任何机构、个人敢于投资电视剧。因此我就首先标出上乘的样片待价而沽，只能另辟蹊径。于是便请抗日战争时期的老革命张洁珣大姐领路，登门拜访陕西省委在任最长的书记张勃兴，请求解危济困。张书记慨然应允：“摄制唐文化陕西有责任支持，何况雨生还给西安送来一个好项目。”因为当时我还建议：在大雁塔之南与《唐明皇》摄制组同时衍生一处兼做影视基地又错落有致地再现盛唐宫苑市井的大型主题公园。遗憾的是碍于当时西安的客观条件不具备，央视将此项目分别落在距古都长安千里外的河北涿州、江苏无锡两地。

启动资金到手了立刻开始拍摄样片，此时电影界有个称“中华之光”的国营制作公司前来约定：投资250万元合作套拍电影《杨贵妃》，待到他们付款时该公司突然消失。摄制组立刻面临断粮之危，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我倒不曾乱了分寸，而是在考虑，是否可将坏事变成好事？广电部曾同意日子越过越艰难的电影局的要求：自家可拍电视剧，电视不可以拍电影。而这次的违约事件《唐明皇》则可以借机行事，有理有力地分开吸收外资套拍《唐明皇》《杨贵妃》双片。这便发生了《唐明皇》剧组在一个月内与日本企业家签署了“收取2亿元后将电影《杨贵妃》的海外版权交付对方”的合同。

因事先我已向领导汇报了实情，电视禁拍电影令也随之撤除。因剧本先天不足，加之仓促上阵，《唐明皇》后半部的兴奋点明显趋于稀落之顽症几乎无法根除，经与陈家林商定：他设法在情节线上适度地添彩，我则邀请或商洽从事唐代音乐、舞蹈、民俗等各项研究的专家合作，将他们积累的成果凡是受众喜闻乐见的都可适度地附着于人物角色或融入情景中。最后又将计划中的50集长度缩水至40集，才交付央视播出及海外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