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背景与舞蹈概貌

历史背景与舞蹈概貌

从文化根源上说，香港与祖国内地始终是血脉相通的，尤其是在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低收入水平的家庭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依然是根深蒂固的。舞蹈亦不例外。

田野考古资料表明，早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内地的先民便已陆续迁徙到这块土地上。他们捕鱼狩猎，采集野果，开创新的家园，从而揭开了香港文明史的序幕。就舞蹈而言，北宋末年和清末便已有大量的客家和潮州人氏从福建、广东大量地迁入香港，而客家人的《火龙》和潮州人的《英歌》等内地的民间舞就这样被带到了香港，成为本地人民驱除瘟疫、祈求甘霖、欢庆节日、娱神娱人、祈福驱邪和团结族人的有效手段。

20世纪初，一些俄国侨民曾在香港开办了几家芭蕾舞学校，但昂贵的学费与整个中国民不聊生的反差，致使芭蕾艺术无法在广大民众子女中得到大面积的普及。

香港剧场舞蹈的端倪当从中国新舞蹈先驱之一的戴爱莲开始算起。1940年，她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毅然回国参加抗日救国，回国的第一站便是香港。她积极响应宋庆龄的号召，积极参加了募捐义演。

自1941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香港的文艺陷入极度的萧条。日军投降后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文艺界大批进步人士纷纷流入香港，结果使这里的文化活动骤然勃兴起来。中国新舞蹈先驱吴晓邦的学生们如梁伦、陈蕴仪、何敏士等人，在前往南洋演出途中，均曾在香港停留，积极地推广新舞蹈运动。

40年代，几位英国舞蹈家在香港开办了芭蕾舞学校，但就学者依然仅限于少数豪门富户的子弟。相比之下，新舞蹈因其广泛的群众性和鲜明的时代性，特别是学习这种舞蹈，无须交纳昂贵的学费，故而在广大民众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新中国的创立以及随之而来的文艺事业的兴旺发达，极大地鼓舞了香港广大文艺青年的创造热情，而在40年代曾有幸接受过新舞蹈传播者们训练的学生们，如今则成为为香港舞蹈奠基的主力军。他们发扬新舞蹈的重视民众的光荣传统，继续深入学校推广舞蹈教育，有些人则在校外成立校友会，也有些人则自组学生业余性质的表演团体。在活跃港人的舞蹈生活方面，长城、凤凰、新联等电影公司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们拍摄的歌舞片使舞蹈走向了更大的观众群。

1962年香港大会堂建成，从此，香港的舞蹈开始登堂入室，逐渐成为合格的剧场艺术。

70年代初，王仁曼、毛妹、陈宝珠成为“香港的三大芭蕾舞伶”，而她们各自的舞蹈学校分支则已遍布港九各处，学生多达数千人。80年代初，陈宝珠的兴趣转移到国标舞之上，因此逐渐地淡出芭蕾舞圈，而邓孟妮则迎头顶上，形成了新的三足鼎立局面。

70年代以来，强大的综合实力吸引了大量艺术人才：大批内地的中国民族舞和芭蕾舞蹈家陆续到港，为香港的舞蹈输入了更加扎实且专业化的肢体技术和训练方法与此同时，一些留学海外的现代舞青年也纷纷回港，为香港的舞蹈创作提供了新鲜的观念和方法；各个社团重新活跃起来，大、中、小学的课外活动中逐渐地加入了舞蹈的训练课程，而私立的舞蹈学校更是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在香港各地涌现。香港舞蹈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

与这种空前活跃相辅相成并呈良性循环的现状是，包括舞蹈界在内的整个社会由于与外部世界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接触机会，其整体的包容力，或者说是容忍力、承受力，得到了空前的增强，大有“见多不怪”的意思。于是乎，中国舞在香港理所当然地占据着显著的地位，英国芭蕾在150年殖民地的香港得到了大面积的普及之同时，西方的现代舞和爵士舞，各国的土风舞也都得到了一席之地，连东南亚的舞蹈和非常前卫的实验性舞蹈也在这里得到了发展的土壤。

1980年，香港政府从英国特聘了著名舞蹈教育家和舞蹈活动家彼得·布林逊博士赴港，对香港的舞蹈状况作了全面的考察，并提出了详尽的考察报告和大量的建设性意见。以这个报告为重要的理论依据，香港政府根据本地的实际需要，正式创建起了中国舞为主体风格的香港舞蹈团，出资将此前已存在的香港芭蕾舞学院的演出队升格为香港芭蕾舞团，并开始赞助此前诞生的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至此，香港开始拥有了三个全职的专业舞蹈团体，而在风格上则出现了比较健全和平衡的“三足鼎立”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