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艺术的振兴与开放政策的互动

直到进入20世纪以来，当芭蕾在现代舞的冲击下，开始留意踏着时代的脉搏而舞，并注重吸纳思想的光芒，从而进入了“现代”和“当代”这两大时期之后，才于德国这块闪耀着理性光芒的国度中腾空而起，并开始以“德国芭蕾”的现代形象在国际舞坛上大放异彩。

舞蹈在德国的振兴始于50年代，因为压抑甚至摧残人性的战争终于结束，特别是60年代以来，借助于“斯图加特芭蕾奇迹”，则真正进入了飞黄腾达的阶段，仿佛要将在战争中失去的宝贵时间夺回来，主要方式是走出去，请进来，广招天下之贤才——于是乎，德国的舞台上不仅有德国人如皮娜·鲍希、苏珊娜·林克、格哈德·博纳、约翰·克雷斯尼克、莱因希尔德·霍夫曼，更有英国人约翰·克兰科，荷兰人汉斯·范马南，匈牙利人捷尔吉·瓦默斯，瑞士人皮埃尔·韦斯，美国人威廉·福赛斯、约翰·诺伊梅尔等等，这些外国舞蹈家既出任了德国重要舞团艺术总监的要职，又为这些舞团广招天下精英舞者，更创作了大量精彩的舞作，从而卓有成效地将多元文化的营养注入了德国舞蹈的肌体，保证了它的健康活力。

德国政府的舞蹈及文化政策显然支持的是开放型和优化组合式的，目的是广招天下的舞蹈英才，为广大的德国纳税人服务，而不是鼠目寸光地仅仅考虑如何尽可能地解决德国舞者的就业问题（1997年的失业率为12.2％，为1933年以来的最高点）。以德国目前的三大舞蹈国粹——由德国人皮娜·鲍希领导的乌珀塔尔舞蹈剧场、以加拿大人里德·安德森为首的斯图加特芭蕾舞团，以及由美国人威廉·福赛斯率领的法兰克福芭蕾舞团的政府年度预算为例，德国政府完全根据舞团规模和通常制作的大小，而非艺术总监为哪国人，或者德国舞者数量的多寡，来决定投资的多少，因此，乌珀塔尔舞蹈剧场每年可从政府得到580万马克，斯图加特芭蕾舞团的政府投入是1　150万马克，而法兰克福芭蕾舞团的政府投入则高达1400万马克。

从长远观点看问题，德国政府这种开阔的国际主义心胸和“扶强不扶弱”的文化政策，必将进一步激活德国舞蹈界内部的竞争机制，并保证整个德国当代舞蹈文化牢牢地扎根于国际的大舞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