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是流行在中国一般民众尤其是农民中间的神、祖先、鬼的信仰，庙祭、家祭、墓祭，岁时节庆、人生礼仪和象征等。[9]作为一种具有宗教性质的文化力量，既能以普遍的价值法则影响社会成员，又能以其基于非正式规则基础之上的软约束力量规范民众言行、维持社会秩序。[10]
清漾村民间信仰的形态多种多样，归纳起来主要有俗神信仰、鬼神信仰、祖先信仰等，而且清漾村民的民间信仰带有多神信仰的性质。仙居寺就是典型一例。
仙居寺是江山古代主要寺院之一。北宋至和二年（1055）重建，宋仁宗赵祯赐额“仙居寺”。明万历年间（1573—1620）先后构建房屋130余间，有大雄宝殿、达摩祖师堂、藏经堂等。原为清漾毛氏的私庙与家塾，宋代名相王安石、词学家毛滂、谏议大夫毛注，明代刑部尚书毛恺、御史中丞赵镗等，曾就读于此。旧寺已毁，现寺为1998年重建。[11]
仙居寺主殿的如来佛高大肃穆，妙相庄严。两边的十八罗汉塑得滑稽喜庆，让人忍俊不禁。置于殿后的文殊、普贤菩萨及其坐骑更是别具一格，后殿观音阁内新塑的千手观音金光亮堂。北面连着主殿的一座有天井的老屋里，供着尚书公毛恺，两边有两个神牌位，分别为：“安奉大宋淳熙进士毛公璩字睿玉神位”“安奉皇明嘉靖乙未科进士历礼吏刑部尚书毛公恺字介川神位”。祖师殿。堂上正中供着三座神像，分别是关羽、杨戬和达摩。祖师殿西面靠墙台上供着六尊神像，中间是送子娘娘，右边是玉帝和西王母；南侧三个披着蓝袍、扎着道士髻的黑脸道士是道家三清。可见，仙居寺不仅把佛教、道教、神像合在一起供奉，而且还供奉着民间传说中的神仙和义、财、武的化身关羽，以及毛氏先人毛恺和毛璩。这种信仰的大杂烩，对于习惯于一神教信仰的西方人断然不能理解。然而，放在中国乡土社会的语境下，宗教本来就是用来解决世俗问题，无论是社会支持还是社会控制，它都是在满足农民的某些功能需求。[12]中国农民的宗教信仰带有超强大的实用主义色彩，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农民见佛磕头、遇庙烧香。仙居寺的多教共供奉使得但凡有所求者都能找到因缘，进而引得各地善男信女纷至沓来。在清漾村，以前大多数村民都有过在人生的重要关口诸如考试升学、谈对象、结婚生子时，到仙居寺求神拜佛烧香的经历。有意思的是仙居寺还曾是宗教信仰与教育机构的合署。清漾村走出去的古代乡贤和历史名人相当部分曾有在此学习的经历。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祭拜活动逐渐与娱乐休闲生活联系起来，甚至村子里有些中老年妇女把信仰活动融入日常生活中，把每天给菩萨烧香念经做得就像饮食起居一般规律化。改革开放以来，村民的生活条件越变越好了，人们求得无外乎一方平安、身心健康、求子求福、升官发财之类。而借由民间信仰衍生的各种活动，改变如今乡邻之间日渐淡薄的人情往来，大家又可以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精神上有了依归，心情也好了。用村民的话说，这些民间信仰，主旨都是引导人们向善的，它可以让乡村社会变得更加和谐。民间信仰在当代形成了其独特的社会功能。
【注释】
[1]郭彦朋：《市场化与乡土礼俗文化的再研究》，《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8期。
[2]李慧伟：《中国传统礼俗文化及其在近代的变迁》，《贵州文史丛刊》2009年第2期。
[3]李涵：《中国传统日常交往礼俗的文化批判》，《学术交流》2017年第4期。
[4]李涵：《中国传统日常交往礼俗的文化批判》，《学术交流》2017年第4期。
[5]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6页。
[6]萧放：《“人情”与中国日常礼俗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7]刘豪兴：《农村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页。
[8]姜金梅：《文化礼堂看大戏：清漾村——龙飞凤舞闹新春》，江山电视台，2015年2月19日。
[9]周大鸣：《凤凰村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页。
[10]刘江宁、周留征：《社会转型期民间信仰的功用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11期。
[11]江山市志编撰委员会：《江山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4页。
[12]王德福：《乡土中国再认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0—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