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建构：历时性叙事书写中国模式
张维为在《中国震撼》一书中将中国模式总结为实事求是、民生为本的发展模式，而这一模式得以在共和国的光辉历程中落地生根，则依靠杨善洲式的党员干部发挥集体主义精神，在实干兴邦、造福人民的劳动实践中凝聚起广大农民百姓。以杨善洲为代表的党员干部群体身体力行地践行着蕴含云南地域特色的中国模式，建构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影片主题。
安德烈·巴赞指出：“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2］《杨善洲》在视知觉的幻觉想象中实现感知意义上的时空真实，在相对变迁的时空脉络中运用视听思维将人和语言融合于建造、捐赠大凉山林场的故事阐释，从而达到强化事实与真实的内在联系。《杨善洲》所呈现的时间流变和空间置换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模仿和复刻，而是通过写实的视听风格，利用场面调度和与剪辑手段呈现出几十年间保山城镇化的多层次发展和杨善洲等党员干部克己奉公的表意功能，进一步写照了“变与不变”的历时性叙事的书写场域。
开篇的纪实镜头缓缓推移和剪切，视觉感官上的逶迤山岭营造出险峻盘纡的自然观感，从开阔的取景俯瞰峰峦叠起、飞沙走石的大亮山全貌，落实到拄着树枝当拐杖的杨善洲和挑水老倌一边交谈一边数山头，言辞恳切的问答聊天和荒芜的山野地貌引出贯穿电影的重要意象符号：水源和树林。“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3］在影片中，视听语言的符号系统相融于20世纪80年代云南山区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诉诸心理情感上的表达与交流。就此而言，老倌肩担的淡水与满目荒芜的山野作为视听语言的符号意义，源于缺水少林的困境迫在眉睫，符号本身所传递的意义在复杂险峻的现实生活条件前失语，水源和树林的阙如，则意味着杨善洲对农民生存艰苦现状感同身受的感知。
图1 电影《杨善洲》大亮山里杨善洲和挑水老倌谈话
当日常用水成为喜事彩礼，自然灾害导致的社会矛盾急遽地呈现在杨善洲眼前：秧苗的存活率关系到衣食生计，龟裂的土地上是苦苦盼望的民众，两位县长为开闸放水而争执得面红耳赤。地委书记任期内，杨善洲决策将坡地改梯田提高粮食单产、拿出建设办公楼的资金去打抗旱井、亲自下田教导双龙出海的插秧方法，皆是应对现实困境的解决措施。但对边陲民众而言，在有限的空间正义内撷取生态资源显得步履维艰。
杨善洲鼓励孩子坚持读书时，瞥见满天空的南燕北飞，汽车驶过尘土飞扬的地面。燕子与道路的意象游离在叙事框架之外，而正是“情节外的故事暗示了银幕上看不到的事件”［4］，天干地旱的民生问题不言自明于成群结队的燕子外迁和暗淡的路面，情节外的故事并不需要完整的叙事脉络，局部线索已然能够推动杨善洲寻找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决心。两次地委会议则以另一种方式推动叙事，第一次开会时，每个与会代表的桌前摆着盛水的白色搪瓷杯，第二次开会时瓷杯则消失不见。茶水的有无指称着杨善洲等人民干部和普通百姓同甘共苦，实事求是的理念随着潜藏的意象符号逐渐深入诸多叙事场域。
在空前严峻的西南旱灾面前，一场大雨拯救了保山人民的粮仓，然而杨善洲敏锐地意识到，滇西粮仓不能永远依赖天公作美，水土关系的稳定平衡才是粮食生产的压舱石。“从今往后，我们要自己当龙王！”掷地有声的呐喊切合雨棚外的电闪雷鸣，显示出共产党员领导人民群众战胜天灾的强大决心，自然符号与语言符号相互匹配的结构模式照鉴出中国模式中民生为本的核心理念。
卸任地委书记之后，杨善洲婉拒了去昆明干休所养老的提议，也没有选择回家与亲人团聚，他通过在乡镇放映《庐山恋》提出要建设大亮山林场，号召了周波等一批村镇青年跟着他上山种树。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通过“你是否看见一只鸡”来论述观众的注意力往往集中于他们所期待的画面内容，影片借由杨善洲的视点，将邻里乡亲的注意力从美好的爱情故事转移至故事背景中的自然地貌，《庐山恋》因此在这里呈现出一种“关于电影的电影”的认知取向：《庐山恋》所讲述的爱情主题退居露天电影场的幕后，水土丰饶、郁郁苍苍的庐山美景经露天电影的放映投射于本土荒芜之地的符号化想象与参照，关于电影的讨论实际上表现出杨善洲保护生态环境的决心。就影片的整体架构而言，此刻，处于影片三分之一的叙事进程展开了时间维度的分野，杨善洲的个人身份从国家干部回归百姓；生命旅程由勤政为民升华为无私奉献。这种转变在宏观上界定了影片的叙事核心：杨善洲所践行的中国模式不是个人中心主义的价值外显，而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团结一心的向心力。
恶劣的环境中树苗难以扎根，狂风暴雨的侵袭和繁衍力极强的飞机草不断破坏林场的建设，杨善洲便夜以继日地匍匐在案前查询原因，幽暗的灯光下，清癯的面容却彰显出坚忍不拔的卓绝工作精神和道德品质。资金匮乏导致大亮山林场的工程建设一度陷入停滞，杨善洲就以身作则，拄着拐杖率先下山，动员全场林工利用休息时间去商市街道捡果核。他瘦小的身躯穿梭于城镇居民的烟火人间，如实地勾勒出杨善洲平易近人的印象。一系列接踵而至的现实难题在他中持之以恒的坚守下被逐步克服，通过捡果核这一细节的符号化处理，杨善洲和周波两代人的行动揭橥出山上林场人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山下时代变迁的生活。在近景镜头的移动下，街市上男女老少的服装样式逐渐丰富，生活逐渐富足，在远景镜头的环绕下，荒芜变苍翠，而几栋小木屋却历经风霜雨雪，印证了实事求是的中国模式和两代人通过守山护林做出切实有效的贡献。
图2 电影《杨善洲》木屋内杨善洲研究如何克服飞机草
影片的叙述内容本身“利用叙事文本的结构性和一定的表达方式来建构”［5］，运用中国模式独特的叙事结构图解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事迹，通过种种符号化、象征化的历史场景与事件深入整部影片叙事逻辑的转折和思想价值的深化，影片实现了民族寓言的社会功能：讲述杨善洲恪尽职守的工作作风，回归现实中沁人心脾的家国情怀。影片整体的结构框架以杨善洲退而不休为界线划分成前后两段，构建起主流价值叙事的内生性动力。从开镰滇西粮仓到建设山区林场，从在荒郊野岭中孤独地数山头到在国旗面前举行林场交接仪式，从旱情危难的受灾地到支援地，时代跃迁中变化的是劳动人民创造出阜盛的大亮山，不变的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影片主题在新的代际中的传承与发扬，在历时性叙事框架内书写了中国模式得以成功的独特性和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