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重构：战争片中的民族正义

有学者将战争伦理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指向战争的伦理”，关乎战争性质、战争根源等问题，另一方面是“战争中的行为伦理”，关乎战争中使用的各种手段的规则问题。［10］朝鲜战争爆发时新中国成立不足一年，内忧外患的处境并没有得到完全改善，而美国依仗自身精锐军队和先进武器装备贸然插手朝鲜半岛事务且侵入台湾海峡，对我国国土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朝鲜官方也请求中国出兵援助，最终中央政治局决定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从战争性质和根源考量，抗美援朝是一场自卫之战、正义之战，用儒家战争伦理来解释则所谓“师出有名。”《长津湖》与《水门桥》截取了抗美援朝中两场重要战役，反映的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克服恶劣自然环境、为保卫祖国而英勇抗敌无畏牺牲的坚强意志和崇高精神。

抗美援朝的目的是实现和平，是一场绝对正义的战争，但战争从本质而言是一种群体暴力，必然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战争过程中的行为是否得当是考察战争伦理的另一个方面。两部影片都表现了中美双方在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差距，志愿军武器落后且物资匮乏，而美军的枪炮、坦克、飞机、通讯设备都极为精良，两部影片都选取圣诞节这一西方节日来突出对比两军间军事力量和物质资源的差异。然而，尽管军事力量对比悬殊，但志愿军仍在极其艰巨的条件下对美军造成了巨大冲击，以至于在《水门桥》中麦克阿瑟甚至试图用原子弹这一灭绝人性的武器来赢得胜利。战争中真正的恶不是战争本身，而是对暴力、残忍、贪婪和统治欲望的狂热追求，美军这一计划显然有悖战争伦理。相形之下，在《长津湖》中伍万里俘获一名美国大兵正准备枪杀，伍千里适时劝阻，这既契合优待战俘的史实，又防止伍万里被战争和鲜血蒙蔽了人性，防止他为了实现自己的英雄梦把杀人当成目的，可见志愿军在充满恶的战场上仍未丧失对善的追求。《水门桥》也与前作相呼应，伍万里坦言自己已经不在乎杀了几个美国兵，只想所有人都能平安回家。由此可见，《长津湖》与《水门桥》这两部反映抗美援朝的影片，兼具战争性质和战争行为的双重正当性。

正是源于抗美援朝自身的正当性和最终的胜利以及志愿军在这场保家卫国战争中的巨大伤亡，进而促使抗美援朝在国人的记忆里也具备双重性，一方面洗刷了中国百年来遭受列强侵略的耻辱，重新唤醒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另一方面惨重的代价也使得抗美援朝在今天成为整个国家的创伤性记忆。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11］《长津湖》与《水门桥》便是以影像为媒介对观众关于抗美援朝的记忆进行唤醒和再建构，重申并强调了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正义性，影片还塑造了一群鲜活而生动的人物形象，他们在爱国卫家信念支撑下，义无反顾地奔赴朝鲜与强大的敌人进行搏斗，休假返家的伍千里还未尽孝就立即归队、已经复员的梅生忍痛与妻女分离奔赴战场、领袖之子和十几万普通人家孩子一样为守护家园而长眠他乡，观众在影院为这些人物流泪时其实也是对70余年前那些英雄先烈的缅怀和纪念。《长津湖》与《水门桥》是中国在“强起来”的当下对“站起来”的历史回望，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行的中国人提供了情感慰藉和精神支持。与此同时，民族团结、民族复兴、民族繁荣等共同体意识被嵌入到了革命历史（抗美援朝）的集体记忆中，成为一种巩固民族情感、重申国家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政治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