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狄浦斯”：西式主客二分

“飞船派”的选择在其构成上符合精神分析学派所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俄狄浦斯情结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根据俄狄浦斯神话故事提出的精神分析学最基础的概念，指儿童的恋母弑父情结，后来由雅克·拉康阐释为从想象界到象征界过渡到标志，一组以“子—母之欲—父之名”所组成的三角关系，并将其分为三个阶段。［2］“飞船派”的选择在其构成上符合俄狄浦斯的三角结构。其中，地球被放置于母亲的位置，因为地球最重要的特质正是其孕育生命的能力，小说中特别强调只有地球如此大的空间能够维系生态系统的平衡，能够让更多的人类存活下来。

第一阶段，人类生存在地球上并发现丰饶的资源，认为地球是自己的完美家园，正如婴儿在镜中看到自己与母亲的形象，认为自己应当是母亲的欲望对象。在影片中形容为“最开始，没有人注意这一场灾难。”第二阶段，人类遭遇灾难，想象性的父之名登场，一种不容置疑的自然规律出现，就像孩子发现母亲有一种实在的匮乏，人类认为濒临毁灭的太阳系中的地球已经满足不了自己的需求，电影借由新闻画面中世界各地火山爆发、旱灾肆虐的景象，表达物种逐渐灭绝，城市不再适宜栖居。第三阶段，人类被迫痛苦地放弃自己能够主宰地球的幻想，认同实在的父亲这一指意的符号系统，通过象征性的阉割达成自由，即凭借自身制造的飞船去宇宙中寻找属于自身的栖息之所，并且这显然是暂时的，且永无止境。

“火种”计划中的每一位宇航员都是万里挑一的精英，一旦计划实施，他们将携带基因库走上漂流之旅，寻找另一个适宜生存的星球。在这样的逻辑下，每当遇到人类无法阻止的灾难时，“飞船派”总倾向于舍弃原先已经无法提供资源的土地，转而去寻找丰饶的新家园，改造其以适应自身，并且可以想象的是，这将以不容置疑的他者身份给那里的原住民带来冲击。

正如吉尔·德勒兹与皮埃尔-菲利克斯·加塔利所说，俄狄浦斯情结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不应囿于家庭。［3］拉康在理论中将其从具体的家庭结构中解放，其中的“父亲”与“母亲”已经不再是指真实的父母，而化为纯粹的能指符号，其背后反映的是一种主体观，能够展现客体选择的转移对主体形成的重要影响。将地球置于母亲的位置上，可以明显看出西方主客二分的文化思维，以及其带来的人与自然对立的自然价值观。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流浪派”的选择背后是另一套精神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