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符号的表意——社会与国家维度下共同体美学的互阐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经由人主观建构的“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6］斐迪南·滕尼斯则提出共同体是“由本质意志推动的，以统一和团结为特征的社会联系和组织方式，尤其以地缘、血缘和精神共同体为基本形式。”［7］前者强调民族认同的文化建构性，后者更倾向于民族与地缘、血脉之间的同一性，但“不论是‘想象的共同体’抑或‘民族共同体’，都是人类的精神世界建构”，［8］而作为文化艺术之一的电影正是借由视听语言来展现人文精神的。主旋律电影更是在传达人文关怀之外，将民族道义、家国情怀等共同体精神内化于影像中，勾勒出具有民族特色的精神图谱。
《守岛人》在打造共同体美学的叙事策略上，花费大量笔墨进行国家维度的描摹，探讨了共同体想象之于民族、国家维度上的适用性。电影以社会转型发展中的平凡英模为引子，串起一段横跨年代的传奇守岛生涯，挖掘普通岗位上的普通人物所背负的故事之厚重、责任之深远。影片消解了传统主旋律电影的叙事基调，以渺小个体为切口的微型叙事取代固有的宏大叙事范式，以微型叙事的内核达到宏大叙事的效果，在主流价值观阐述上建构个人—社会—国家的递进脉络。王继才夫妇以个体微弱之力义无反顾地驻守小岛，在艰苦的环境和金钱的诱惑下仍坚守初心，是个体之于存在的崇高体悟；小豆子、来往的船只、包大哥夫妇、海军以及借助网络得知王继才夫妇事迹的大众群体，他们或许无法成为王继才，但都被其守岛精神所感召，并自发弘扬其精神背后的文化认知、情感认同和民族道义。借由人物为国守岛牵引出丰富的共同体想象，对以国家为基础的共同体美学呈现出鲜明的自我指涉，勾勒出中华民族对地缘的深切眷恋与历史积淀中汇聚而成的国家共同体想象。此外，“真正的共同体美学首先应体现为价值内涵的建设，即共同体想象上的美学自觉。”［9］《守岛人》在展现民族和国家的精神图谱之外，完美诠释出主旋律影片应当具有的文化载体效用——与年轻一代建立起以主流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价值共同体，唤醒他们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实现个体符号向价值共同体的升华。
图2 电影《守岛人》王继才“亮相”——抗争的“英雄”
图3 电影《守岛人》王仕花“亮相”——守望者
同时，影片还充分调动了社会共同体想象，使精神内核更加饱满。这种社会共同体想象在开山岛独特空间的影像设计中被最大化征用，主要体现在王继才与海相伴、视岛为家，王仕花在暴风雨中艰难产子和大众自发性致敬的群体行为。王继才在影片的首次“亮相”是在狂风骤雨的夹击中抱着小狗、踉跄地跑向木屋，简陋的家具无力抵挡“白鹿”，铃声响起、电话却无法接通，这是人物的例证性动作——奔跑、抵抗，彰显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抗争的“英雄”，同惊涛骇浪、饥饿疾病作斗争，同走私、偷渡等不法分子作斗争，同现实中可能发生的信念萎靡和精神滑作斗争。人物的斗争性动作延伸出的所指，迅速达到了最大情感上的效果。王仕花的出场动作是站在岸边眺望远方的丈夫，这也揭示其守望者的身份属性，所以她在得知自己怀孕后，仍坚持在岛上陪伴丈夫。但命运使然，守望之路注定不是坦途，仕花临盆当天因海上翻涌的浪潮阻挡了船只，夫妇二人只能在飘零的小屋内，按照医生的指导独自完成生产。屋内艰难的生产和屋外汹涌的海浪交错出现，将紧绷的情绪推至高潮，也让银幕外的观众产生强烈的共情，可以说仕花产子撑起了本片第一个情感大高潮。王继才夫妇在国旗下唱国歌，船只上行注目礼的人们向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这种氛围是社会共同体想象最好的诠释，亦是导演对真实人物的人生经历进行艺术提炼，将抽象的社会共同体想象转化为可视化的人物例证性动作、真实复刻的环境及事件、个人与集体之间的遥相呼应，以共同体叙事增强观众对于社会凝聚力的体认，实现了从细节铺陈到社会维度的质的飞跃。
“社会共同体想象主要基于非政治的社会性情感，而国家共同体想象的基础则是政治性的爱国情感”［9］，观众的情感机制在社会和国家维度想象下有所区别，但影片巧妙地利用全人类共通的情感，突破了非政治的社会共同体和政治性的国家共同体的边界，使二者互为辅助，进而将个体与社会共同体、国家共同体黏合在一起，成功以小题材实现了远超宏大叙事的观影沉浸感，在审美层面上与观众形成共情、共鸣、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