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线叙事结构并行发展

对于一部影片来说，如果内容相当于影片的血肉，那么结构就相当于影片的骨骼。叙事结构是指一部影片的结构组织方式和表达方式，它表明着影片的总体架构方式，包括时间、空间和叙述方式等各个要素在一个统一的整体结构中的分解、配置、对应与整合。［7］李显杰在《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例》中，将电影的叙事结构分为以下五种：第一，像《玫瑰之名》这种以事件的因果逻辑为发展动机的因果式线性结构模式；第二，像《罗生门》这种通过多位叙事主体围绕一个叙事事件展开影片的回环式套层结构；第三，像《城南旧事》这样没有明显的时间点，而是以几个没有因果关系的事件结构而成的缀合式团块叙事结构；第四，像电影《海滩》采用两个人物线索交织对比讲述故事的交织对比叙事结构；第五，以人物梦境为线索，以心理现实流动为情节线，并注重心理梦幻和现实之间关系的梦幻式复调结构，如《野草莓》。电影叙事结构实质上并非僵化凝滞的，在历史语境和艺术创新等合力下，其本身也在不断拓展自己的结构形态。［8］

对于纪录片来说，因果线性叙事结构是最基本的叙事模式。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人一直以来受到传统文化中神话故事的浸染。体现在叙事中，中国观众对“故事”的理解通常是“传奇式的”，以大的时间跨度展示变迁，单线叙事，注重因果关系。［9］在纪录片中，真实性是纪录片的基本特性，如果采用复杂的叙事结构模式，很容易破坏故事的真实感，造成间离效果。本片的叙事结构是在时间顺序的基础上，发展多线叙事。选取村民杜深忠的文化线、村委会主任张自恩的政治线和单亲孩子杜滨才的情感线，［10］三条人物线齐头并进，交叉叙事，立体地刻画杓峪村子一年的发展。开篇咬春那场戏主人公们齐聚一堂，村民杜深忠和村里的大多数农民一样，以土地为生，家有妻子和儿女，但不同的是他是一个很有艺术气息的农民，他的出场镜头是在映射进屋门口的阳光里，用蘸着水的毛笔从容自如地写毛笔字。

第二位主人公张自恩的出场是声音先入，他在村委广播的大喇叭里，喊着明天要进行全村育龄妇女查体的通知。第二天他做出表率，早早地把妻子送到卫生站来检查。第三位出场的是杜洪法父子，他们坐在一起包苹果，镜头一转，第二天天还没亮，杜洪法送儿子杜滨才坐车去上学。“春分”时节的镜头持续6分钟左右，简短地介绍了三位主人公的基本情况。接下来“惊蛰”时分，杜深忠在果园干活、回家拉二胡、妻子在一旁洗土豆，二人在家看似琴瑟和鸣，但矛盾导火索很快就浮出屏幕。杜深忠想要买琵琶，随即就收到了妻子连珠炮式的回绝，这一番对话点明了杜深忠的艺术理想与家庭生计之间的冲突，一边是对琵琶的向往，一边是家庭资金的紧张，那主人公接下来还能不能买琵琶呢？导演在这里埋下了一个伏笔，预知结果如何，且看后面事件的发展走向。村主任张自恩这条线也引出杓峪村的经济发展，该村一百六十七户人家，五百多口人，主要以果园收入为主。驻村书记来为这个村子争取资金谋发展，修路、修广场，这个广场最后呈现在春节联欢会上，村民在此载歌载舞，表演节目。

图2　杜深忠在阳光下写毛笔字

时间没有辜负创作者，每一条人物线都在一年中经历了一些成长。最开始杜深忠谎报琵琶价格被妻子发现后，二人争吵不断，后来杜深忠如获至宝地在家里练琵琶，最后他在春节联欢会上为妻子伴奏。演出结束后，如果不是有村民喊“下来吧”，他还沉醉在舞台上认真地演奏。村主任张自恩想为本村谋福利，后来有村民误解他贪污，并与他争得面红耳赤。解决完自己的事，他还要调节村民之间的矛盾，村里大大小小的烦琐之事让他不停地奔波操劳，最后在春节联欢会上，他终于松了一口气，露出了笑容。杜滨才年初言语里表现出对单亲家庭的不满，对患精神病的父亲的不耐烦，但历经一年的成长，春节前他去认了妈妈，春节当天他在村春节联欢会上唱了一首《父亲》，句句真切的歌词流露出他已经从内心开始接受自己的家庭，与父亲达成了和解。［11］这段也是最飙泪的一场戏，歌词的深情告白，间隙的那句“爸爸，谢谢你，你辛苦了”将这一年来与父亲的争执、青春期的叛逆用这首歌曲融化开来。父亲掩藏不住的激动，这一次是他最高光的时刻，他两颊的肉在颤抖，特写镜头放大了他的情绪，他想擦眼泪但又意识到摄影机的存在，于是掩饰成伸手梳理一下头发，他的情感想要爆发却又在压抑，更给观众视觉和心灵的强烈触动。真情的内容深深地打动着现场村民和画面外的观众。村民们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不断往杜滨才兜里装糖，默契地表达孩子长大了。三条线经历春夏秋冬后，在新的一年春节都有了个相对比较圆满的结局。

图3　村联欢会上，杜滨才演唱《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