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塑造：多模态话语确立情感认同

《杨善洲》表征着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内涵，通过情节设置中的音乐、物象、对白、色彩等多模态话语的符征，细致展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完整面貌，突出了杨善洲艰苦朴素的家庭生活方式和热爱祖国的崇高思想情感。在社会系统与意识形态的共同建构下，影片借由对历史记忆的整体性回眸与追溯，勾连出杨善洲同时具备共产党员和平民百姓双重身份的英模形象。

影片中诸多符码特征在文化意义上流露出朴实无华的内心情感价值，其“文化语境是整个文化的意义潜势”，任何单一符码的文化意义悄无声息地融入影片中杨善洲每一时段的生活与工作，放进形式复杂的故事脉络的发展结构内，和处于同一时态、同一语态的环境影像产生联系：对他任何时刻坚决拒绝公车私用、以身作则从不为个人小家谋私利等具体而微的细节勾勒，从而使杨善洲这一角色定位所蕴含的意义潜势被赋予了生命力和真实性的情感节奏延伸，展现出多模态话语所确立的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心同德的情感认同。

《杨善洲》的主题性音乐两次回荡在影片俯瞰大亮山的诗意空间内，并多次将音乐节奏的起伏贯穿于特定的情节场合，为随后的电影时空场景铺路。每当杨善洲佝偻着身影，步履维艰地背着竹筐走入深山，一步步领着当地的青年们用植树造林的劳动实践将满目荒凉变青山时，民族特色鲜明的女声吟唱缥缈轻盈地环绕着全景镜头，暗示杨善洲老骥伏枥、坚忍不拔的理想信念，勾起人性深处对云南、对保山、对让人民过上小康生活的关怀与希冀。音乐创造出随着故事发展而得以在旧貌变新颜的环境中引发观众共通共融的情感迁移，观众能够从声音节奏与影像移动的相互协调中感受到杨善洲一心为民的心绪，塑造出其大公无私的人物形象。“电影表现力最重要的部分是外在的节奏。”［6］此时，视觉观感与听觉旋律相互匹配，不同的音乐节奏层次辅以缓慢而绵延的长镜头表达出人物的思想、意义和信息，反映出杨善洲与女儿、妻子、同事等不同人物关系微妙的情感释放。

盆景、被面和拐杖分别指涉杨善洲与山林、家庭、人民的关联机制，枝繁叶茂的盆景隐喻着将来的林区万木争荣，也隐喻着山村的孩子如盆景，需要看护和养育。绣着喜字的红色被面是杨善洲与家庭亲情达成和解的具象化符号，曾经忙于公务的杨善洲缺席二欢的婚礼，父女俩的关系一度疏离，而等到二欢醒豁父亲的良苦用心，红色被面依然被她作为最好的礼物送给新婚燕尔的晚辈。从杨善洲到牛长平和周波，树枝拐杖是人民公仆标识的代际传承，既在情节内产生了能动的“象外之意”，也是杨善洲精神的象征性延伸。物象是情感认同的载体，三组物象恰如其分地链接于情节的翕合间，观众从潜藏的意蕴中体会杨善洲至情至性的人物品质。

图3　电影《杨善洲》被面作为新婚礼物传承具有象征亲情的符号意义

影片中的对白多为随意松散的口语而非严谨雅致的书面语，平实质朴的对白吻合80年代偏远山区的时代背景，看似寻常最奇崛。不同情节设置内的语言耦合了情感和利益的诉求，挑水老倌从感叹“有些干部白吃公粮了”到“杨书记，您没有白吃国家的公粮”，肺腑之言浸润生活体悟。坦率的倾诉促成杨善洲的自我反思，他在开展工作会议时诉说民情，“老百姓口里渴着，地里旱着，心里哭着”，他在开导林工时说，“山下弯弯腰，山上绿一片。”乡土俚语淡化了说教性质，反而用言传身教的形式感染众人，风格化的口语塑造出农民书记平易近人却甘于奉献的性格特征。

黑白两次交织成回忆，一次是杨善洲的母亲逝世，过往的温馨场景淡入淡出，观众从心理层面感知到杨善洲愧对母亲的孝心；一次是杨善洲年迈时观复人生点滴：建功立业时的意气、解甲归田时的放松与草创未就时的艰辛熔为一炉。相较于丰富的色彩世界，纯粹的黑白画面既能烘托出真挚的情感，亦能缝合在场事物与遐想过往，实现电影时空的转移和再现。

《杨善洲》透过数重符征解码慷慨淋漓的生命经验和光荣使命，令完形心理对观影受众的内心形成自我映射，“在讲述过程中表现人物本性的发展轨迹和变化”［7］。影片中杨善洲以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道德素质一步步深入影响了他周围的党员干部、家人亲友，而杨善洲也在工作和生活中感受到人民群众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在多模态话语对影片人物形象的价值塑造下，银幕外的观众触手可及杨善洲所历经的岁月沧桑，将心比心创建林场的砥身砺行。光影流转间，杨善洲的形象被切理会心地安置在护山保林的信念与赓续相传的意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