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生命的哲学：边缘叙事的主题

在对美学的认知上，对每一部影片的解读是一个开放的思维过程，由于作者的不在场，文本成为接受者的想象空间。“接受美学以此赋予长期未受重视的读者以中心地位，‘阅读行为’才是关键所在。”［5］对于影片的观众而言，能打动他们的一般都是影片的情节和主题。如果情节杂乱乏味，主题模糊缺乏共鸣感，那么这部影片不管制作得多么精良，观众也不会为其买单。这种例子在现今电影市场屡见不鲜，随大流捞钱的思想也大有人在。在浮躁的电影市场中，《隐入尘烟》的出现算是近几年为数不多的清流。李睿珺做到了沉下心来对待自己的电影创作，也就像他所形容的“和土地一块生长的电影”，他认真处理电影中的时间和人的生命，就和农民处理土地和生命一样。边缘化叙事的背景和主体，让观众再次注意到生活中的这些被忽略掉的空间和人的存在，也认识到这类边缘人对世界和土地以及生命的看法。影片真正意义上表现出了当今边缘农村的现状以及边缘人的物质世界以及精神世界。影片中关于当下农村现状的表现，以导演家乡，西北的一个小乡村为叙事背景，在影片当中展现出了一幕幕的农村画面。老旧的房子参差不齐地在村子里错落，村子里居住着不愿离开家乡的中老年人。村子的景象也随着每一次的政策变化不断改变，每一次回首都能清晰地感觉到它的变化，这是导演在影片中所表现出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主题是通过影片中的人物中所表现出来的，导演展现出农村里这类边缘人的物质现状和精神现状。对观众而言也是一种独特的视角，以边缘人作为影片主题的表达者，有的人看到了爱情的美好，也有人看到了生活世界的苦终作乐。休谟在《人性论》中将认识的定义划分为简单认识与复杂认识，而与其相关联的还有感知，“人对于外界的认识不会是单一的，而是同时以感知与认知两种方式并行存在。”［6］导演从自己的家乡看世界，通过电影记录村子的变化，他在自己对世界的感知中进而生发出了对乡土和生命的认识，这种认识被放到电影中表现出来。就像《隐入尘烟》中两个边缘人所表现出来的叙事一样，关于土地，农民之于土地是一个依附的状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话，依然可以用在马有铁这类人的身上。在他们的世界里，土地是供养他们的父母，教会他们对生命的理解也教会他们学会馈赠，也就像影片中马有铁无偿给张永福输血一样。庄稼从土里生再到农民自己的手里结束生命。循环往复的生活形成了他们对生命的看法，坚忍又无私。这也是导演自己所感知形成的一个思辨，电影与农民一样，都是在处理时间和生命的问题。

再从观影者的角度来解读，影片的边缘化叙事带来的独特视角也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环境差异和习惯差异等使得一些受众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题材，而从能够接受这类角度的观影者出发来看这部影片的主题，大多数观影者也都接受这种边缘化叙事带来的另类表达。《隐入尘烟》里面表现的西北农村景象是大多观众平时没有接触过的地方，而主人公也是平时不起眼的人物。恰恰是这些边缘的元素，勾勒出了乡土油画的画面色彩，以及铺垫在其中细水长流的爱情故事。这也是大多数观众所能直接感受到的东西。影片中农村发展的变化、马有铁不一样的精神世界，都是影片更深层的主题。不管是导演想表达的，还是观众所看到的，《隐入尘烟》都算得上是电影中一种边缘叙事的典范，电影也不应该被市场和社会主流文化所限制，《隐入尘烟》的良好口碑也为浮躁的电影市场注入一针镇静剂。

“生命意识，是人类最为基本、最为普遍、也最为幽深的意识之一，正是生命意识，构成了人类文学艺术生成与发展的本原而又持久的动力。”［7］李睿珺导演将土地与生命联系起来思考，构成了自己影片所特有的生命意识。这种意识也是其一直以来创作影片的动因，也为其提供着创作动力。这类影片维系着电影艺术的发展，也正如尼采所指出，艺术原本就是人类“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8］《隐入尘烟》在边缘叙事中表现生命的意义，以影视艺术的形式，向观众传递对于生命的思考。让观众在其中感受到生命的厚重感，从而引发共鸣。这也是《隐入尘烟》这类影片相较于现今商业片类型最大的区别所在，商业片的叙事在主题上就已经偏离了艺术体验，更多地去追求感官上的刺激感所带来的冲击。这种差异性也具有市场导向，在商业片利益的驱逐与越来越多商业片受众的大环境下，影片叙事主题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偏差。在快节奏和重口味的刺激下，《隐入尘烟》就是一股清流，提醒观众对影视艺术所存在的审美偏差。回归最本真生命主题的思考，是《隐入尘烟》一个很大的贡献，同时也是在让观众追随导演的思维，代入影片，与导演进行交流共鸣。

图3　电影《隐入尘烟》马有铁与曹贵英在田地播种场景

电影发展至今吸收了许多其他艺术的特点来发展自身，但自己也在无形中受到影响。20世纪90年代，国内将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上，文学也从中心领域退回到了边缘地带，出现了苏童、贾平凹、莫言这样一些描绘平民百姓日常琐事的边缘叙事风格。一定程度上，电影是从文学作品之中改编而来的，电影在八九十年代涌现的《红高粱》《阳光灿烂的日子》《黄土地》都来自小说改编，叙事中心也与文学领域一样，转向了边缘地带。李睿珺在访谈中也提到自己在看过苏童老师的小说后，就有着把《告诉他们，我将乘白鹤去了》的拍摄项目提前的想法。类似《隐入尘烟》的这类边缘叙事放在过去，题材可能并不会过多引人注意。李睿珺导演的独到之处也是基于他自身的经历和独特观察世界的方式。不仅仅是《隐入尘烟》，在他的创作生涯里，也大多围绕着自己对家乡的观察。从《老驴头》到《告诉他们，我将乘白鹤去》，再到《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最后到我们所看到的《隐入尘烟》，这些影片从观察农村老人到观察这些老人的精神世界，再到关注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最后到关注村子里的边缘人。黄墙子村这个背景贯穿于其中，而每一部影片里也都存在着一个名为“张永福”的人，形成了李睿珺导演叙事的整体性。在诉说自己的故事时，李睿珺导演已完成的这部《隐入尘烟》，或许并不是他影像叙事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