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触动：战争片中的人伦叙事

《长津湖》与《水门桥》虽在类型上隶属战争片，但也不乏对家庭、人伦的表述，影片将家庭叙事从家庭情节剧中提炼而出，植于战争片的类型框架内，成为丰富情节、充沛情感、塑造人物的一种叙事策略，家庭虽不是叙事主体，但化为了影片的叙事元素，以轻质化的特征隐于战争之后。［7］两部影片对家庭的直接刻画并不多，除《长津湖》开头伍千里回家探亲外，两部影片都没有再出现实际的家庭空间。不管在影像表达还是情感传递上，影片人物的“家”在战争岁月里都是破碎、不完整的：伍家兄弟接连奔赴战场与父母分隔两地，且伍百里、伍千里在战场英勇牺牲，导致了他们家庭的不完整；毛主席家的三个孩子一个丢了、一个生病、一个也奔赴了战场，特殊的身份地位也无力抵抗时代带来的创痛；梅生对妻女的思念只能透过照片予以慰藉；雷排长虽孤身一人，但与老家的羁绊从未淡化，但碍于空间距离和现实处境的制约，他对家的情感也只能通过沂蒙小调来抒发。

社会学家滕尼斯把共同体划分为三种类型：血缘共同体、地域（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8］血缘是家庭联系的纽带，地缘凝结了特定地点有共同利益诉求的所有人（既有血缘关系亦有非血缘关系），精神共同体是指具有共同信仰、共同价值追求的人们为了满足主体心理、情感、意志等精神方面的需求而结合起来的共同体。两部影片关于血缘共同体描绘最多的当属伍家三兄弟。当伍万里向二哥表达想参军的想法时，伍千里说：“我和大哥把该打的仗打完了，就是为了让你不打仗。”战场上，伍千里也是处处保护弟弟，这既是兄弟间的相亲相爱，也是为了给这个家庭“留根。”与此相照应，一开始彭德怀拒绝毛岸英跟随他前往朝鲜，就是因为毛岸英也是小家庭中能够在父亲面前尽孝和传宗接代的健康孩子。

影片对“家”的描绘是节制和隐性的，镜头更多对准的是战场。“以家庭为代表的内部空间被置换为以军队为代表的外部空间，传统伦理所适用的‘差序格局’放在了‘团体格局’中进行重新解读。”［9］每个破碎家庭中的个体被置于军队中，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全新的整体，如果说家庭是靠血缘维系的，那么在军队中则是靠军规军纪和责任使命维系的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影片中志愿军的共同使命是“保家卫国”，这一信念使他们彼此间超越血缘桎梏，激发出一种更为崇高的精神品质。面对残酷的战争，军队中全部男性化的构成促使他们彼此间成为生死与共的兄弟，《水门桥》中，平和对伍万里坦言伍百里是为了救自己而牺牲的，伍万里虽为大哥的离世而悲痛，但他已然意识到七连所有战士都是生死与共的兄弟。除了兄弟，年龄的差异也潜藏着一种无血缘的父子情谊，父亲形象的具身就是雷排长，因为参军时间长、拥有话语权而被战友尊称为“雷爹”，表面上可以理解为战场生活中的调侃，深思却发觉这是战士们情感和缺乏安全感的显露。抗美援朝战争是出国作战，身处异国他乡，亲人不在身边，自己随时面临牺牲，在生死未卜的战场上，有一个父亲般的存在无疑会给战士们带来莫大的心理安慰和支持。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家国同构的价值倾向，影片通过对个体、家庭、无血缘家庭和国家的层层建构，一步步将志愿军患难与共的革命情谊和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传达给观众。当“家庭”中的兄弟、父亲相继壮烈牺牲在战场上，观众也不免感到悲愤，进而思考导致他们牺牲的“坏人”是谁。然而，导致张小山和雷排长牺牲的凶手在影像上是模糊和没有明确指向的，观众无法将憎恨转移到某个具体的凶手身上，只能进一步深挖，进而将矛头指向美国军队，或者说是美帝国主义。保家卫国、捍卫领土安全、为国家谋得和平发展的志愿军战士无疑是代表正义和善良的一方，那么发动战争和侵犯我国领土安全的美军自然是恶的代表，影片通过传统道德的善恶冲突来指代社会权力的博弈，使观众在观影中获得的不仅是情感的慰藉、愤怒的宣泄，更是获得身份的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