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空间：不惧牺牲的生命救赎
社会空间中“将主体和空间结合起来，主体在空间中，并作为空间的生产者”［5］。与具体的物质空间不同，社会空间是抽象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表现，它建立在物质空间条件的基础之上。比如国家、民族、家庭、带有政治色彩的各种组织等，都可以被感知为社会空间。在《中国医生》里，家庭空间与中国式驰援景观共同构筑了整体性空间景观，深切观照着不惧牺牲、协力抗疫的社会图景，表达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主旨意涵。
（一）家庭空间：不在场的牺牲品
在常见的外国瘟疫电影中，危机呈现出“政府或商业行为导致的客观危机与市民家庭情感危机的两副面孔”［6］。此类影片中的家庭空间往往处于缺席的状态，影片中的主人公除了对抗瘟疫以外还肩负着家庭关系修复的任务。与以家庭关系的修复和温情的人文关怀为表现重点的影片不同，《中国医生》并未将拯救家庭与化解疫情危机联系在一起，而是将其放在了医生治病救人牺牲品的位置上。
在影片中，对家庭空间的展示场景并不多，主要通过手机屏幕展示出来，个别则通过现实空间对其进行刻画。这一方面符合其不在场的定位，另一方面对于“舍小为大”牺牲精神的赞扬点到为止。张院长的老婆与他打视频，想要告知其身体不适，他却因为医院设备的事情难以顾及自己的妻子。文主任在动员大会上收到女儿的微信，却只能回复：“回不来了，对不起，你要好好照顾爷爷奶奶，不许让他们下楼！”科室的护士一边吃泡面，一边流泪，她哭诉自己一次家都没回过，其实最让她难以释怀的是父亲确诊了，自己却不能尽孝。实习医生小羊吃饭时与母亲通电话，屏幕里的母亲叮嘱他不要做危险的事情。援鄂吴医生吃完年夜饭便连夜赶往武汉，妻子不停落泪，担心他的安危，而父亲则说“为国为民，是为大孝。”医护人员割舍了与家庭的紧密联系，把时间都留给了病人。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抗疫精神，也正是因为医务人员的这份牺牲，才换来了千千万万家庭的幸福与团圆。
（二）中国式驰援景观：生命至上，举国同心
尽管有人认为中国灾难片大多有一种泛政治化倾向，但在中国，抗疫本身就是一种国家行为，而非单纯的个人话语。影片中，背靠制度优势与大国担当，中国式驰援景观频繁出现给处于疫情中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帮助和慰藉，体现出生命至上、举国同心的抗疫精神。
影片里的驰援景观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呈现。首先，影片中的手机、电视等大屏幕中的新闻报道多次播报国家层面对于武汉疫情的安排部署。如实习医生小羊在练习插管时，房间里的电视播放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就防控当前疫情专门召开的重要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这表达了中央对于武汉疫情的关切与重视。其次，影片多次正面表现国家力量对于武汉的医疗支援，如火神山、雷神山两座方舱医院的火速建设让人惊叹“中国速度”，各地赶来的医疗队带来了充足的物资和人手，对武汉市进行全面消毒与病患排查，等等。此外，进驻武汉的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所处的指挥部是国家意志的映射，“国家可以把家底儿都拿出来，就是要把病人一个一个救活”，这是负责人背后的国家政府对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影片通过国际组织之口表明国家对于抗疫做出的贡献。“我们要认识到武汉人民所做出的贡献，世界欠你们的……世界应该了解中国所做的这一些事情。”
与《中国医生》表现中国式驰援景观截然相反，美国瘟疫电影中饱含的却是对政治权力失能的批判。自新冠肺炎在全球暴发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对于疫情的一系列表现让人大跌眼镜。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称不检测就不会有新增病例，民众则是拒绝政府对于其戴口罩做防护的要求，甚至认为新冠疫苗是一个阴谋。“无论是在先验判断还是后天实践中，公共权力都具有天然的强权和作恶的可能。对公共权力天然作恶的推断让美国人民对强权保有天生的警惕。”［7］许多美国瘟疫电影表现出对于政府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失责的批判，与日常生活中民众对于政府的不信任形成了共振。
影片《极度恐慌》中的军方便被刻画为反派角色。驻扎在非洲的美国军营中瘟疫肆虐，军方想要一劳永逸便用炮火掩埋了这场瘟疫。三十年后，偷渡的白脸猴又将这种病毒带到了城市中，军方为了保护制造生化武器的秘密，对吉姆百般阻拦。在《天外来菌》中，政府与军方多次想要用核武器摧毁疫区，并将毒株保留下来，想用于军事用途。在《病毒》《躲藏》《杀出狂人镇》等影片中，政府和军方都竭尽全力阻止医学专家发掘病毒的真相，并企图杀人灭口。在《传染病》中，美国疾控中心的研究者甚至为了名利，想要拒绝同行参与研究，护士协会更是集体罢工，反映出社会运行的低效。
2022年，全球最大独立公关公司发布2022年度“爱德曼信任度晴雨表”报告。受访者被要求对本国政府、企业、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四个方面的信任度进行评价。在报告调查的28个国家中，俄罗斯、日本、韩国、美国、英国分列后五位，而中国政府的信任度达到91%，为十年来最高。瘟疫题材电影中对于政府的不同刻画与现实中国民对于本国政府的不同评价形成了巧妙的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