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地区农村法治建设的研究
民族地区农村治理一般涉及村民自治、纠纷解决、法律援助、贫困治理、乡村治理文化和民族文化等内容。现实中，民族地区农村一般较为偏远、不够发达，存在各种治理困境。杨刚以云南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为例，对民族欠发达地区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过度自治化、附属行政化、自治宗族化、自治机构功能弱化、自治制度虚化是现实存在的五大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48]周晓涛以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为例，认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村民自治中存在公众参与程度低、自治组织矛盾重重、民主决策虚化和民主自治变异等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健全法律体系、完备制度建设、营造法制环境等寻求解决问题的法律手段，为村民的自治提供法律保障。[49]武晓红、马进对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法制心态进行了研究，认为其经历了家庭法阶段、社会法阶段、国家法阶段，其特殊性在于民族性、宗教性、地域性的结合，具有开放与封闭的结合、遵法与感情用事的结合、权利与义务不合比例的结合等表现形式，应该加强西北少数民族的法制心态建设。[50]黄荣幸认为，民族地区法治村屯建设，要完善村民自治法律法规、规范村委会与乡镇政府以及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关系，权责要更加明晰；要转变政府职能，方便民众诉讼、做到公正司法，完善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要促进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融合；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法治宣传质量论述完善加强法治宣传，提高村民法律意识，从而构建民族地区法治村屯。[51]杜承秀认为，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中，新型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因法律地位不明确，其存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倍受质疑；因组织成本过高和组织不稳定，其生命力不强；因资金缺乏和能力有限，其独立性不足等。为更充分激发新型社会组织在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中的社会作用，须依靠科学立法、规范执法和公正司法，确保新型社会组织在法治轨道上运行。[52]另有一些学者分别研究了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对村民自治的影响、社会环境变迁对民族地区村民法律意识的影响、西部民族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立法的制度影响、少数民族传统基层社会自治体系、村规民约在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云南德宏法治乡村建设、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城乡接合部的基层自治、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州自治县农村法律援助现状等问题，在此不做详细介绍。
【注释】
[1]参见虎有泽：《论民族工作的法治化建设》，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2]参见张殿军：《城市民族问题治理法治化的路径选择——以东南沿海城市为例》，载《学术界》2015年第2期。
[3]参见黄玉华：《民族地区城镇社区法治文化建设研究——基于广西南宁武鸣区红岭“全国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建设个案》，载《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4]参见方付建、蔡霞：《城市多民族社区面向少数民族群众法治服务体系建设研究》，载《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5]参见马俊毅：《论城市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与社会融入——基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6]参见郑毅：《〈城市民族工作条例〉修订有待进一步完善》，载《民主与法制时报》2016年7月14日，第6版。
[7]参见周少青：《修改完善〈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确有必要》，载《中国民族报》2016年7月15日，第1版。
[8]参见亚轩：《〈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的修订体现了哪些理念》，载《中国民族报》2016年7月8日，第1日。
[9]参见雷振扬：《以法治思维与方法反对民族歧视》，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10]参见吴大华、黄孝慧：《法治中国视野下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权益保障》，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11]参见陆平辉、张婷婷：《流动少数民族社会融入的权利逻辑》，载《贵州民族研究》2012年第5期。
[12]参见王莹：《论我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权——基于公民权利救济的考察》，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13]参见贾德荣：《民族地区法治型行政文化构建路径分析》，载《宁夏党校学报》2015年第4期。
[14]参见赵延聪：《民族地区基层政府职能转变的行政法属性》，载《贵州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
[15]参见龙立：《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和创新》，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7期。
[16]参见宋才发：《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自治权实施的行政法保障探讨》，载《行政与法》2008年第1期。
[17]参见沈定成、胡宝岭：《行政合同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应用》，载《贵州民族研究》2015年第6期。
[18]参见潘军：《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责任探析》，载《学术探索》2014年第3期。
[19]参见陈永亮：《“二元型”省直管自治县：贵州省直管自治县体制探析》，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20]参见张燚：《中间权力网络与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治理现代化》，载《广西民族研究》2015年第6期。
[21]参见薛荐戈：《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研究》，载《贵州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22]参见黄微、周良艳：《藏族群众行使参与权对创新藏区社会治理模式的作用和启示——以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几起事例为据》，载《民族学刊》2015年第4期。
[23]参见孔丽霞：《依法治区背景下宁夏社会治理创新实证分析》，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24]参见周建鹏、黄锦峰、朱斌：《“访惠聚”背景下新疆社会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研究》，载《新疆社科论坛》2016年第5期。
[25]参见佴澎：《边疆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研究》，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https://www.daowen.com)
[26]参见佴澎：《边疆民族地区财政自治法律机制研究——以群体性事件的解决为视角》，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27]参见冯江平、王欣、陈虹：《边疆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数的构建》，载《学术探索》2014年第9期。
[28]参见高歌：《边疆民族地区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地方立法研究》，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29]参见贺金瑞：《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基层社会自治体系及其现代治理启示》，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30]参见廉睿、高鹏怀、卫跃宁：《由“乡土中国”到“国家在场”——族群法治知识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的运行机制研究》，载《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0期。
[31]参见周晓露、李雪萍：《摆平：藏区基层政府纠纷调解的运作逻辑——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G县大调解团解决牦牛纠纷为例》，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32]参见牛丽云：《青藏高原藏区社会治理的本土资源及其价值》，载《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33]参见杨军：《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情理法的冲突与调适》，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34]参见拜荣静：《西部穆斯林宗教纠纷的法治解决机制》，载《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1期。
[35]参见顾华详：《打击和遏制宗教极端的法治措施研究》，载《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36]参见王萌：《民族的散居化与中国宗教的适应性发展》，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37]参见佴澎、高崇慧、陈肖龙：《边境民族地区宗教治理法治化研究》，载《学术探索》2015年第12期。
[38]参见赵芃、吴志宏：《宗教法治的理念、模式与路径研究》，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39]参见王允武、才让旺秀：《宗教事务依法管理的路径及基础——以四川藏区依法治理为视角》，载《民族学刊》2016年第5期。
[40]参见黄鑫：《对我国制定宗教基本法之主张的检视》，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41]参见冯玉军、徐经纬：《〈宗教事务条例〉修订的体例、结构和实践问题》，载《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42]参见冯玉军：《新修订〈宗教事务条例〉：我国宗教工作法治化的重要里程碑》，载《中国民族报》2017年9月12日，第8版。
[43]参见于海东：《论宗教自由法律保障的中国化道路》，青岛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
[44]参见吕丽、田庆锋：《宗教法概念新探——学术传统与时空变迁》，载《当代法学》2017年第5期。
[45]参见崔超：《黔东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宗教法治化的困境与对策——基于民族原生宗教、民族习惯法与软法治理的解析》，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46]参见卢贵子：《民族乡：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必要补充》，载《中国民族》2008年第5期。
[47]参见马广成：《我国民族乡法制建设的现状及应对策略》，载《学术论坛》2014年第11期。
[48]参见杨刚：《民族欠发达地区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为例》，载《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2期。
[49]参见周晓涛：《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村民自治的法律保障——以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为例》，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50]参见武晓红、马进：《论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法制心态》，载《开发研究》2009年第4期。
[51]参见黄荣幸：《基层治理法治化视野下民族地区法治村屯建设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
[52]参见杜承秀：《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中的新型社会组织及其法治化引导》，载《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