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农村纠纷解决的研究

彭国胜对贵州和云南民族地区516名农村成年居民在“官民”冲突时的维权方式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居民的维权抗争方式依次为“协商”“体制内抗争”“逃避”“体制外抗争”，且受到人口特征、阶层地位和社会心态等因素的显著影响。^[37]刘振宇认为，当代佤族村寨纠纷解决中存在官方控制、自发控制和半自发控制共同构成的多元控制体系。^[38]覃晚萍认为，资源利益、文化冲突是传统又现代的民族地区农村纠纷的起因，调解结案是民族地区农村纠纷惯用的解决手段，而村治扩张会存在纠纷解决表面的合理和不合理。应注意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的合理运用，重视村民法治意识的觉醒，注意保护弱势一方。^[39]陈文琼等人对“黄登林多元调解法”进行了分析，认为其立足于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村社会实际，整合民族聚居乡村社会的“制度权威”“传统权威”“法律权威”，采用“常人逻辑”“权威逻辑”“习俗逻辑”相结合的调解路径建构了“民间嵌入式”乡村司法模型，寻找民族聚居乡村社会情与法的交融点，实现民族聚居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整合与规范效应。^[40]陆红认为，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中政府“准司法权”的程序性限制，是依法和适度调节土地流转的手段，也是我国土地流转法规的发展方向。为了规范“准司法权”在土地流转中扩张，应调整程序性规范的运作，优化调节主体自身的调节程序和对策程序。^[41]杜军林认为，只要不违背国家法律的规定，在维持和谐乡村社会的前提下，运用已有的法律解决纠纷，执行法律，并兼采既定的乡村传统、理由、习惯与生活方式，建构一种符合中国特色、符合地方特色的乡村司法，这正是乡村司法运作和法治的关键环节。^[42](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