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各领风骚

一、各领风骚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如上所说，现代英诗风格主潮大体上是十年一变，而每十年间都有杰出诗人为代表，确可说是“代有才人出”。

1899年，阿瑟·赛蒙斯的《文学中的象征主义运动》一书问世，为伦敦诗坛引进了法国象征主义。此时英国诗才凋落，颓废派诗人如奥斯卡·王尔德（1854—l900）、厄内斯特·道森（1867—1900）、莱奥内尔·约翰逊（1867—l902）等都行将随旧世纪而俱逝。惟有爱尔兰人W.B.叶芝脱颖而出，成为这“悲剧的一代”（叶芝语）中的幸存者。是年，他发表了标志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唯美主义诗风之巅的诗集《苇间风》，此后便开始逐渐脱去缀满神话锦绣的“外衣”，尝试“裸体走路”了。⁽³⁾1914年出版的诗集《责任》以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相结合的现代风格令英国诗界耳目一新，代表着英诗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的最初成就。其后，叶芝诗风再度变易，最终熔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玄学诗于一炉。有人称他“无须是现代派，却最具现代性”。⁽⁴⁾

真正的现代派是美国人T.S.艾略特。但他的诗风与叶芝诗风却有共同之处，即两者都包含有法国象征主义和英国十七世纪玄学诗的因素。他们通常同被归入后期象征主义一派。艾略特的长诗《荒原》（1922）被认为是英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里程碑。二十年代后。他的诗风趋于保守。他自称在文学方面是古典主义者。

三十年代初崛起的“奥登帮”（W.H.奥登、路易斯·麦克尼斯、C.戴·刘易斯、斯蒂芬·斯本德）继承了玄学派和托马斯·哈代的传统，以典型的英国腔调描写英国景物，有意排斥现代派的“外国味”。从此，现代主义的国际风格与英国本土风格形成了两大对立传统，二者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至今。

正当“奥登帮”走红的时候，一股逆动的势力也开始兴起。以狄兰·托马斯为代表的年轻一代诗人既不满于后期象征主义非个人性的超然姿态，也不满于新玄学诗重哲理思辨的学院气派。他们置无可奈何的“工业化荒原”于不顾，而走向大自然和内心世界，力图恢复情感在诗歌中的崇高地位。他们的风格接近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故有“新浪漫主义”之称。

五十年代风行一时的“运动派”标榜纯正的“英国血统”。他们不仅坚决反对早先的正统现代主义，而且鄙弃他们的直接前辈——“新浪漫主义”诗歌。他们以冷眼旁观者的态度，以新闻特写式的笔法写当代社会日常生活和普通人心态。他们反对狂想和激情。崇尚理性，在许多方面与隔代前辈“奥登帮”不无联系。他们的风格承续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主流以外的以哈代为起始的英国本土传统一脉，甚至远接十八世纪前期理性主义诗歌。不久，这一派遭到了激烈的批评，被斥为断然拒绝学习后期象征主义美学和实验诗歌的呆板偏狭的地方主义。后来，其中成员也纷纷否定这些批评界所勾画的风格特征，杰出者如菲利浦·拉金、托姆·冈等逐渐试图把现代主义与“英国血统”相融合。

六七十年代，英诗重新对外来影响开放，但五十年代盛极一时的英国本土诗风仍然挟着余势盘旋在诗坛之上。于是新一代诗人便处于本土风格与欧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风格之间的强大张力场中。这导致他们的诗风不是像以往诗人的诗风那样具有相对的一贯性，而是摇摆不定，具有多种倾向。以特德·休斯为例，其诗集《乌鸦》（1970）反映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国际型式，而《沼泽小镇》（1979）则采用传统的乡村挽歌和农事日记体，甚至同一本诗集、同一首诗之内也时有风格不齐、价值对立的现象。他们不是像前辈诗人那样，热衷于排斥异端或同化外来，而是采取兼容并蓄、实用主义的态度。这么一来，便形成了多种风格并存、自然对抗和交流的局面。

从以上简述可以看出，几乎每一代新诗风都是对旧诗风的否定，同时又是不同程度上向更旧诗风的复归。也就是说，新一代诗人往往只反对直接前辈的风格传统，对隔代前辈的风格传统却有所继承。现代英诗就是这样在不断否定自身的过程中前进的，其发展轨迹恰恰符合辩证法规律的螺旋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