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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听有人调侃说：“现在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细品之下，觉得这句似非而是的半玩笑话确也道出了一些实情，即如今关心诗的人甚少，读诗的多半即写诗的，而写诗的并不一定读所有别人的诗。在科技、商业、城市等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人际关系愈来愈非情感化，人与人之间彼此愈来愈隔膜孤立，诗也就日益衰变成少数个人寄托情思的奢侈品、孤芳自赏的游戏了。不仅国内如此，国外也一样。严肃诗之被冷落是当今一种世界性现象。
1991年9月15日，很久未见刊登诗评的《纽约时报图书评论》头版发表了美国第四任桂冠诗人马克斯特兰德撰写的题为《为诗慢下来》的长文。诗人转弯抹角地试图说明诗在人类生活（尤其是情感生活）中如何不可或缺，但从文章的题目看，读者便可隐隐感觉到其语气中有一种祈求和无奈：“它［诗］鼓励缓慢，敦促我们去品味每一个词。在诗中，语言的力量是最真切可感的。可是在一种偏爱速读、快食、十秒钟新闻便餐以及其它简化摄取形式的文化之中，谁又想要鼓励慢下来的东西呢？”
这篇文章并非货真价实的诗评，而只是诗人与人合编《1991年美国最佳诗选》序言的改写。另一位著名诗人罗伯特·布莱认为，诗坛之所以不景气，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像样的诗歌评论文章，而不在于诗歌作品的缺乏。(1)大型的严肃文学性刊物如《民族》、《新共和》、《纽约时报图书评论》等偶有诗评刊出，但与诗作的出版数量和速度相比显然还很不够；而像《美国诗歌评论》这样的专业性刊物则往往热衷于组织对某位已成名诗人的一窝蜂捧场式评论，一年之中似乎人人都在评论阿什伯瑞，而无人理睬雷克斯洛思或洛根；众多的小杂志更是通刊皆诗，而无一篇评论。真正有分量的评论有许多却属于那些尘封在图书馆里无人问津的学位论文。的确，这种情势实际上造成了诗坛的真正沉寂。不管诗人的产品数量多高、质量多好，没有需要、没有广告、没有销售，引不起社会反响，那他仍是个敝帚自珍的失败者。他的活动无人注意、无人关心、无人欣赏，他的存在被不尴不尬地冷落、忽视了。
然而，这并不表明诗歌创作有所减少。相反，问世的诗作越来越多。五十年代每年只有十五六本诗集出版，七十年代末则已增至每年六七十本，甚至上百本。布莱认为，诗作的泛滥淹没了批评。但是否也有这样的可能，即外部的沉寂反而刺激了内部的喧闹？寂寞的诗人们不甘心自生自灭，他们耐不住像二三十年代的大师们那样十年磨一剑，而是急于把作品抛出，因为人人都明白：“不发表，则发霉”（Publish or perish）。按说诗作的发表决非易事，因为它极少盈利。可是为何现在出版的诗作比以前还要多呢？奥妙仍在一个“钱”字上。在商业化社会里，诗没有像通俗小说那样变成廉价商品，但也无法摆脱金钱的控制，所不同的是，它不赚钱，而是讨钱。不久前一位美国女诗人曾对笔者说过这样一句话：“无钱则无诗”，可谓一针见血。美国权威的全国图书奖就因为经济原因于1983年停止评选诗歌奖，直到1991年才重新恢复。好在在某些有识之士眼里，诗也许就像一种正在毁圮的历史文物或濒临绝种的珍稀动物，需要特别加以保护。故而在政府的干预下，各种基金会（如全国艺术及人文科学基金会）给幸运的诗人们提供着愈来愈多的资助。许多否则早已寿终正寝的小杂志在这种强心针的作用下又缓过一口气来。杂志编辑们如果想获取资助补贴，最简便的方法莫过于给刊物里塞满诗。布莱指出，这种“人为的催化”产生着坏的效果，“在美国历史上，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出版着更多的坏诗”。
在布莱看来，造成这种“过分放纵”的主要原因还不止此，而且在于“过去三十年诗歌中最严重的干扰——大学里‘诗歌工作间’的出现”。实际上，最早的“写作工作间”（分散文和诗歌班）是30年代初衣阿华大学创办的，现在美国有340所，每学年每班约招收学员二十至五十人。(2)这些“工作间”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训练学员们如何尽快发表作品，早日成为作家，尽管在创作是否可教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不休的争议。有些人认为，在这里可以学到写作技巧，学到如何在作家群体里生存，如何面对读者的批评，可以加快一个作家的成长速度等等。海明威曾在1935年叫嚷：“如果随便哪个婊子养的都能写作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在学校里教授这门课程了。”但是另一些人则认为，“工作间”学员们讨论习作时往往彼此毫不留情，甚至充斥着恶语中伤和低级趣味，结果有的人心理承受不起，从而糟塌了创作才华。衣阿华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堪称个中人的弗兰纳里·奥康纳曾慨叹：“还不光是这样……”(3)对于“工作间”的弊病，罗伯特·布莱当然更是见解独到，鞭辟入里，虽然也许不无偏颇。
他运用了一个生动的譬喻——动物的野生和驯化——来说明他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训练诗人的文化现象的忧虑。他指出，50年代的时候，知名的诗人尚屈指可数，而且他们散布于全国各地甚至欧洲。谁也没有与大学有任何瓜葛。他们就像是野生动物一样，独自打天下，争地盘，通过把自己的作品与前辈大师比较来学习技艺。他们通常出道较晚，三四十岁才开始发表作品，但在此前后他们仿佛橡树一样缓慢地成长壮大着，以至终成大器。可是，现在的诗人名录里载入的诗人不下四五百，其中许多人都与大学有关系——或出身于“工作间”，或受聘在那儿任教。“工作间”就好像配种站或动物园，大批繁殖诗人和诗作，而驯化动物又往往比野生动物成活率高，因为它们无须面对大自然的严酷和学习如何在冰天雪地里过冬。在这里，一位有成就的诗人把他积十几、二十年写诗经验所得的知识一古脑儿教给学员。而学员仅仅听取，接受。他们指望在两年内拿到艺术硕士或发表作品！“工作间”起到催熟的作用。它给学员们传授如何快速制作达到出版水准的“完美的诗”的秘诀。然而二十岁出头就开始出诗集的诗人往往到三十多岁尚甚少发展，因为他一炮走红，读者往往急于要求“再来”，但他有待成熟，又乏新招，只好重复自己。布莱认为，这是“工作间”最具破坏性的一种弊端。
另一种严重弊端是使诗人“驯化”。五十年代以前的诗人们为求发展，以建立自己，大都有意识地攻击自己的前辈，如托·斯·艾略特攻击罗伯特·布朗宁；布莱攻击艾伦·泰特和罗伯特·潘·沃伦等，这类似于雄性野生动物为清理地盘而争斗，是一种健康而正常的行为。而近二三十年以来，这种老少诗人之间的冲突消失了。年轻一代的诗人们正日益被培养成乖男孩、乖女孩。他们对教他们的老诗人们充满感激和敬意，这就妨碍了他们去做天性使然的事情——向老一辈挑战。他们汲汲于学步效颦，少有为自己另辟蹊径者，因为他们目的明确，急于得学位或出诗集。教师们则帮助他们修改手稿，甚至指导他们如何争取艺术基金的资助。这就势必导致缺乏阳刚之气的平庸和雷同诗作的泛滥，从而使诗人失去信心，读者失去耐性。诗集出得愈多，读者反应愈少。
与弗·奥康纳不同，布莱认为“工作间”最好的部分就是一个作者在有人当众批评他时所感到的痛苦。但是这还不足以代替作家在长期独自工作中间所感受到的无法排遣的、典型的野生动物式的孤独痛苦。在“工作间”，总会有人在鼓励你，从而驱赶了部分痛苦。久而久之，那里倒成了躲避痛苦之所。衣阿华大学“工作间”就以过度鼓励而闻名。备受鼓励的学生毕业后当了教师，反过来又鼓励自己的学生，或者当了编辑，对投稿者不是加以评判，而是予以鼓励。这种风气自然也同样导致平庸。
“工作间”也产生一些非文学性的副作用。有些学生目的仅在于取学位，以便找体面的工作，从而脱离“蓝领”阶层。有些教师则谋求从学生那里获得赞助，以饱私囊。时至今日，文学商品化已不足为奇了。妙的是《美国诗歌：野生与驯化》一书封面上有一句广告式评论：“阅读把诗看得如此严肃的著作令人兴奋。”（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笔者总觉得评论者惊讶的语气中有一种反讽意味，即好像本来就不该把诗看得太严肃似的，或者事实上现在已很少有人严肃地看待诗了。
总之，作为美国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4)这种大规模培养作家的“工作间”对文学本身造成的不良后果在于：诗歌创作高度学院化、集体化，产生了大量缺乏独创性的平庸和雷同之作。学院诗在五十年代的标识是情感贫血症和英国式格律，在七十年代则是伪法国超现实主义和情感贫血症。时尚是群体社会的产物。诚如布莱所说：“当男人或女人不服从集体时，独创性才有可能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