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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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伊斯曾声称要让世人猜谜,说《尤利西斯》会迫使学者们“争论几个世纪”;艾略特则自曝谜底,说《荒原》“只不过是个人对生活的毫无意义的抱怨罢了;只是一通有节奏的牢骚话。”其实前者也同样蕴含有大量的自传元素。可见,真正费解的并不是作为谜面的神话、象征、典故、常识、文学技巧等公共知识,而是作为谜底的与之相关且又纠缠不清的私人经验。要真正读懂这些作品,不仅仅要研究文本(像艾略特所说“要有渊博的学识”),还要了解作者的生平和创作背景,而不应被艾氏的烟幕弹——“诚实的评论和敏感的欣赏不是针对诗人,而是针对诗本身的”(11)——所迷惑。非私人性元素的作用正在于给读者提供猜谜的线索,引导他/她从已知进入未知,从熟悉进入陌生。纯粹采用私人意象、象征、典故的作品如果没有正常的逻辑,则像谜面与谜底混淆不清的谜语,更令人费解。过分专注于表层的非私人性元素容易导致对深层的作者意图的忽视或轻视。这正是艾略特之后“新批评”的偏颇所在。作为评论家,艾氏之所以强调专注于“诗本身”,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对当时及以前只对作者隐私感兴趣而忽略其作品的庸俗评论的矫正;而作为诗人,他对别人对他的作品的解读并不以为然,而他据以反驳的标准正是他自己的“作者意图”,尽管后来他的态度有所妥协:“诗人可以认为表现的只是其个人的经验,……但对读者来说,他所写的可以既表达其个人的隐私情感,又表达一代人的幻灭。”(12)
作为“新批评”主将约翰·克娄·兰塞姆和艾伦·泰特的弟子,诗人罗伯特·洛厄尔却也同样不买评论家的帐。他曾就自己的诗作《臭鼬时辰》与他的评论者的有过一场对话,基本上不同意他们的诠释。例如该诗第三节最后一行“A red fox stain covers Blue Hill.”(一块红狐状的斑痕覆盖着蓝山。)在洛厄尔揭开谜底之前,曾引起评论者的种种猜测;他们大都倾向于把它解做某种象征,甚至联想到古斯巴达少年偷狐狸的典故。然而,据洛厄尔自己说,这行诗不过是照实写景而已。“Blue Hill”(蓝山)是当地实有的一座山。夏去秋来的时候,山上的一些树叶变红,远看好像一块红斑覆盖在山坡之上,而这块红斑的形状像只狐狸的样子而已。(13)
最受洛厄尔推崇的同时代的英国诗人菲利浦·拉金对不合己意的评论更是嗤之以鼻,斥之为“扯淡”(talking balls)。当有人问,是否诗人对自己的作品解释得最好呢。他回答说:关于作品的内容或意思,肯定是作者自己最清楚,解释得最好;至于作品的好坏,或艺术质量的高低,作者的评价就未必可信。(14)
可见,立场不同,态度就不同。作者往往坚持自己有最终的解释权,评论者则大多倾向于否认作者意图的权威性。“新批评家”认为文本是独立自足的,其内容与作者的生活经历没有必然联系;作者的意图也不能作为诠释作品意义的权威。这就不免作茧自缚。注重文本是对的。这是对以前浪漫主义的印象式批评的反驳。但如果光注重文本,也有问题。同一个文本,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正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读者反应理论就认为,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读者对同一文本会有不同的理解。那么,解释的标准何在,权威何在?恐怕不仅仅在于文本内部吧。德国的文学阐释学则又回到传统,认为还是应该以作者的意图为依归。在解释众多,莫衷一是,无法确认哪个更好更合理的情况下,不妨还是以作者的意图为权威标准,哪怕那只是个假想而已。
在创作方面,非私人化则有过分依赖传统知识之嫌。如果一味热衷于“掉书袋”、“炒冷饭”,势必使文学脱离生活,沦为从图书馆到图书馆的所谓“知识分子写作”。当史诗变成“文人史诗”、民谣变成“文人民谣”、绘画变成“文人画”之时,它就已经程式化,而难以焕发新的生机了,尽管它可能更精致。真正的创新或对传统的丰富应当是在从生活中汲取新鲜养分,亦即向诗歌的本真或原始状态回归的努力过程中发生的。这种过程也就是私人性向非私人性转化的过程。1800年威廉·渥兹渥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里首倡选择日常生活中的事件,采用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来写诗,但私人话语在英语诗歌中一直未占主导地位。这种局面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开始改观。此前一直致力于创造全新的美国英语诗的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视艾略特为大敌,认为他向传统英国诗投降了,他的影响使英语诗倒退了许多年,他的《荒原》“就像一颗原子弹落在我们的世界上,我们向未知领域的勇敢探索都化为了灰烬”。(15)
从读者趣味方面看,随着时代变迁,读者的欣赏趣味也在变化。艾略特代表着少数精英的趣味。在他那个日益工商化的时代,严肃文学承继浪漫主义的余绪,成了少数人用来对抗大众庸俗趣味的玩意儿。然而,二战以后,旧的秩序和价值土崩瓦解,一切都突然平民化了。传统的程式化的艺术不像从前那样具有吸引力了。传统的西洋歌剧和我国的京剧一样,都在式微。“后现代”的“新人类”更热衷于窥探真人的隐私,一时间各种“纪实文学”、“口述实录”、“自传”、“别传”等等层出不穷。诗歌也难免随风俯仰,现在越来越多的私人性写作涌现,但如果不采取大众喜闻乐见的风格形式,也就是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加以适当的非私人化,也是难以被广泛接受的,正所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是也。
2004年11月17日
【注释】
(1)depersonalization以及相关的impersonality和impersonal等词一般译做“非个人化”、“非个人性”和“非个人的”。窃以为译成“非私人化”、“非私人性”和“非私人的”较妥,因为personal一词与private(私人的)一词同义,与之相对的反义词是public(公共的),universal(普遍的)之类,而individual(个人的)的反义词应是collective(集体的),popular(大众的)之类;二者虽义近,但有细微差别,而且艾略特的意思也似乎倾向于前者。
(2)T.S.Eliot,“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in Selected Prose of T.S.Eliot,ed.Frank Kermode,NY:Harcout Brace Jovanovich&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75,p.40.
(3)Ibid.
(4)Ibid.
(5)Valerie Eliot(ed.),The Waste Land:A Fasimile and Transcript of the Original Drafts including the Annotations of Ezra Pound,London:Faber&Faber,1971,p.1.
(6)Alasdair D.F.Macrae,York Notes on The Waste Land,London:Longman,1980,p. 58.
(7)W.B.Yeats,Autobiographies,Macmillan,1955,pp.151—152.
(8)W.B.Yeats,Essays and Introductions,Macmillan,1961,p.509.
(9)W.B.Yeats,Autobiographies,Macmillan,1955,pp102—103.
(10)confessional poetry一般译做“自白诗”。而“自白”一词往往指犯人被迫之供述,且缺乏宗教含义。其实confession一词与天主教有关,指教徒向教士或“上帝”自愿表白自己的隐秘“罪过”,宗教术语译做“告解”或“办神工”。古罗马的圣奥古斯丁把自己对上帝的“告解”写成书,书名就叫Confessions,中文译为《忏悔录》,从而开创了这一文类。近代著名的同类作品则有让·雅克·卢梭的《忏悔录》、托马斯·德昆西的《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忏悔录》、阿尔弗莱·德·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录》等。“忏悔”本是佛教术语的中文译名,但意思近于天主教的“告解”和伊斯兰教的“讨白”,所以这里也不妨沿用这一译法,把confessional poetry译为“忏悔诗”。
(11)T.S.Eliot,“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in Selected Prose of T.S.Eliot,ed.Frank Kermode,NY:Harcout Brace Jovanovich&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75,p.40.
(12)Alasdair D.F.Macrae,York Notes on The Waste Land,London:Longman,1980,p. 58.
(13)参见Robert Lowell,“On’Skunk Hour’”,in Collected Prose,ed.Robert Giroux,NY:Farrar Straus Giroux,1987,p.229.
(14)参见Philip Larkin,in Viewpoints:Poets in Conversation with John Haffenden,London:Faber&Faber,1981,pp.117—118.
(15)William Carlos Williams,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NY:New Directions,1967,p.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