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诗歌的特点
以色列诗歌的特点
大致地，如果说现代希伯来语文学始于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移民诗人，那么以色列诗歌就可以说始于在这一地区土生土长（或幼年即移居此地）的“本土”作家。他们属于第三代，因在以色列建国前后进入成年，参加过独立战争，故通常被称为“独立战争一代”或“解放一代”。其中重要诗人有耶胡达·阿米亥（1924—2000）、纳坦·扎赫（1930—）和大卫·阿维丹（1934—）等。这一代以希伯来语为母语的战后新诗人的思想感情与他们的前辈截然不同，他们倾向于降低声调、退避集体经验、对现实做自由观察、采用自由诗体以及从以普希金、席勒等欧洲古典和浪漫主义作家为主要偶像转向接受现代英美诗歌影响。他们宣告了观念性诗歌的终结以及与战前古典结构和整齐韵式传统的决裂，真正完成了希伯来语诗歌的现代化。
耶胡达·阿米亥写诗几乎是出于本能，他轻理论而重常识，极少空泛地处理民族、宗教、政治、理想等大题材，而总是聚集于个人日常生活经验，从中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朴素哲理。他的最主要的题材是爱情。英国大诗人泰德·休斯评论说：“几乎他所有的诗作都是披着这样或那样伪装的爱情诗，……在以战争、政治和宗教的词语写他最隐私的爱情痛苦的同时，他不可避免地要以他最隐私的爱情痛苦的词语写战争、政治和宗教。”在技巧方面，他显示出营造悖论和不寻常意象的天才和嗜好。一如他的用语兼容希伯来文言和当代白话，他的意象则并置当代事物和传统典故，从而造成联想和反讽效果。阿米亥的作品深受以色列读者的喜爱；据说年轻人去服兵役必带两样东西，一是随身行李，一是阿米亥诗集。他也是以色列诗人中作品被译成外文最多的一位，在国际享有盛誉，被公认为最著名的以色列诗人和“本世纪主要国际诗人之一”。
尽管阿米亥拥有众多模仿者，但是他却谦抑恬退，与文学圈保持着距离。而在五十年代反传统运动中叱咤风云的主将应是纳坦·扎赫。扎赫不仅在创作实践中接受欧美现代主义的影响，追求一种实验性的开放诗风，而且还通过办刊物、写评论来向流行的施隆斯基—阿尔特曼式的朦胧滥情、程式化、概念化、多用“圣经”典故的诗风宣战。他认为阿尔特曼们的诗执着于形式结构，而无任何逻辑意义可言。当然，这种论断不无偏激，但其用意即在于矫枉过正，为一种全新的诗风开道。扎赫的诗几乎不用象征和典故，而多营造一系列戏剧性场景或事件来表现情感和心理经验，其主题涉及生命的无常、死亡的困扰、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等，情调悲观。但他的语调却充满机智、诙谐、讽刺、调侃；措辞用语主要来自当代口语，偶尔也用文言词语表示强调。
大卫·阿维丹则完全是个偶像破坏者。他受同时代欧美各种最新潮的现代主义，如法国超现实主义、德国表现主义、美国“垮掉一代”的影响，自称“犹太无业游民”，为探索诗歌表现的可能性而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艺术”实验。他夸口在以色列创下若干“第一”：第一个利用电脑写诗；第一个摄制黄色电影；第一个在致幻剂作用下写作等。他把诗视为一种权力，用以抨击社会习俗和中产阶级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鼓吹以个人的“主动”体系攻击正常生活的“强迫势力”。他的诗愤世嫉俗，离经叛道，个人中心主义，技巧以自由联想为主，洋洋洒洒，不拘一格，不守成规，其作品可以说代表着一种具有反叛性格的先锋时尚。
以上三位诗人都从五十年代，即以色列建国后不久开始发表作品，至今仍笔耕不辍，在以色列诗坛占据着领袖地位，对年轻诗人们发生着巨大的影响。他们的创作实践为以色列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路标。其后的年轻诗人们更是各辟蹊径，乐于从各种文化汲取营养，发展更具个性的诗风。当代的以色列诗坛像西方国家诗坛一样，呈现出多样的形态。不过，无论他们的艺术观念变得多么世俗化、西方化，以色列诗人们总不忘同时把自己的根须扎入传统文化和集体经验的沉积层中，不忘自己的犹太人身份。
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以色列诗人可以说得天独厚：民族苦难和个人不幸的历史就像圣城耶路撒冷层层叠积的遗址废墟，有待于发掘、考证、展出和重建。他们无须也无暇像发达国家生活优裕平静的诗人们那样闭门造车，无病呻吟，而只须如实写出所见、所闻、所思、所为。然而，他们也因此时时处于冲突之中。一方面也许是由于苦难太多，他们感到厌倦了，想转过脸去看看别的东西；另一方面对痛苦恋恋不忘的集体无意识仍旧要求他们为社会负责，为民众代言。一方面为了艺术，他们反对前人的理想主义宣传，追求个性的自由发展；另一方面传统的宗教、民族和伦理观念仍旧要求文以载道，为集体服务。以色列诗人就因对纳粹反犹大屠杀题材关注不够而受到批评。总之，以色列诗人虽然远比他们的前辈享有更多的个性自由，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仍面临着社会义务与个人表现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矛盾选择。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矛盾：宗教与自我、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家庭纽带与浪漫爱情等。
在以色列，每个人从小学起每天都受到宗教的熏陶。但是，为了生存，国家必须允许分别宗教与世俗生活。因此二者的冲突几乎无处不在。甚至今天仍有正统派用石头袭击在安息日行驶的公共汽车。对于诗人，这种冲突则多表现在心理和信念上。一方面，他怀疑上帝的存在；另一方面，在时时发生暴力死亡的国家里，他又需要相信灵魂的不朽。这就难怪在以色列诗歌里仍有祈祷的味道，只不过怀疑多于虔诚。纳坦·扎赫就把上帝比做一个坐在街边的人，注视着毫不留意其存在的过路人。耶胡达·阿米亥在《上帝的命运》一诗中的观察则更具理趣：
上帝的命运
如今就像
树木岩石太阳和月亮的命运。
这些他们已不再崇拜，
一旦他们开始信仰上帝。
但是上帝是被强留与我们共处的，
一如树木，一如岩石
太阳月亮和星星。
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爱国热情与宗教热情是不可分的。犹太复国主义便是这二者的混合产物。因此，诗人还处于来自外界和内心的另外两股压力之间，一方面他应该保持民族传统，推动国家事业；另一方面他想要在世界的大框架内表达自我的艺术真实。他知道只有后者能保证其作品的艺术和传世价值。二十世纪初“基布兹”（集体农场）诗人的爱国诗和时事诗不久就不再被人提起。甚至情调乐观的作品也很快过时。而在一个为生存斗争的国家里，需要有勇气才写得出的社会批评之作也会变成反面宣传。以色列诗人还被指责不处理以色列—阿拉伯冲突题材。一如对待反犹大屠杀的态度，他们大多保持着沉默。因为作为个中人，如果他们为以色列做宣传，那就意味着出卖自己的艺术尊严。公众舆论的压力使写作自由受到了局限。然而，参加过独立战争的诗人们并非完全一语不发，只不过他们处理这类题材的态度很谨慎，往往对事件、时间、地点不作具体交代。例如阿米亥的一首无题诗开头写道：
炸弹的直径是三十厘米；
其杀伤范围的直径约七米；
在这范围内四死十一伤。
在这周围，一个更大的痛苦
和时间的圈子里，散布着两家医院
和一处公墓。……
诗人进而推而广之：死者中有来自海外的游客；痛苦的圈子扩大到千里之遥，乃至整个世界；而遗孤的哭声上达上帝，痛苦在时空里没了边际。具体的事件变成了象征，从而使诗作上升到反一切暴力的人道主义高度。
犹太人家庭观念很强，大概是父系氏族文化传统使然。他们的上帝就是神格化的父亲形象。以色列诗人写父子关系的作品较多，而且其中表现的对父亲的感情往往是爱怨参半的（这种情结源于雅各之不受宠和以撒之被其父作为牺牲献祭上帝）；这与古代诗人对上帝的感情相似，故这类作品似可以看做是中古祈祷诗的世俗化产物。描写婚姻生活的诗相当罕见；而关于单相思或失恋等苦涩爱情的作品却像在任何文学中一样常见。此外，还有不少作品抒写男性朋友之间的兄弟情谊。这与我国的传统相似，但在现代西方却有被解读为同性恋的危险。
在如此多互相对立的作用力的推拉压迫之下，诗人的自我似乎无所适从，因而为了寻找出路，又几乎无所不为。但是最终，他要忠实于自己的艺术良心。表面看来，以色列诗人较之他们的前辈，更进一步地从民族和社会的大潮流向个人经验的小孤岛退缩，但实质上，他们正是试图借此超越观念的束缚和文化的界限，而向普遍人性的大海中复归。
（原载《外国文学》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