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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英国也有类似的“作家班”。但其在形式乃至性质上都与美国的“工作间”有相当大的不同，数量也要少得多。1965年，一本题为《天真的目光》的书问世。作者是一位名叫罗伯特·德鲁斯的师范学校教师。该书叙述了作者创造性教授诗歌的方法和经验，并汇集了一批十一至十四岁的学生们的习作，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反响。在此书的影响启发下，两位有心的诗人约翰·牟特和约翰·费厄法克斯于1969年在德汶郡的蜂津艺术中心首次开办了一期实验性诗歌写作课程。学员是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学校、不同家庭背景的十六至十八岁的中学生。课程为期五天，在学校放假期间进行。两位诗人导师与十六七名男女学生同吃同住。没有填鸭式的讲座，也没有特别的规定，只有最基本的，即学员们都对诗感兴趣。他们轮流做饭，分别在周围乡野里散步、沉思，然后写下各自的观察、经验、感受，再由导师予以讲评。据说这种教学形式效果颇佳。与成名诗人的直接接触和相处触发了初学者灵感的机枢，使他们大有胜读十年书之慨。这种写作课程完全是业余性质的，目的不在于挣学分拿学位；教学方法也很独特，实行导师制和住宿制；学期极短，规模亦小。从这些方面看来，它似乎比美国的“工作间”弊病少，效益多，也就是说，更合理些。
牟特和费厄法克斯的诗歌写作班声誉日著，规模也迅速扩大，以至发展成托拉斯组织阿旺基金会。1971年，他们有了第一个永久性活动中心——一座德汉邵乡间的中世纪农舍“陶特雷农庄”。1975年，他们又从诗人泰德·休斯那里取得了其在西约克郡乡间的一座农庄的使用权。他们的宗旨是要把诗歌还给大众，使之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项智力锻炼，使任何普通人都能享受它，创造它。许多诗人都曾应聘在这些中心执教。阿旺基金会在经济衰退的今日仍坚持为弘扬诗歌艺术发挥着作用。诚如诗人马丁·布斯所说：“他们的观念和梦想有力且有益地影响了六十年代末期以来的英国诗歌。”(5)
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英诗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与社会变革有着密切关系，而小出版社的出现更为之提供了直接的前提因素。
随着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复苏，世界局势的相对和平，英国送走了五十年代的“灰色岁月”，迎来了六十年代的“金钱岁月”。社会态度骤然一新。人们已不耐战后重建的肃穆压抑气氛，而渴求自由和刺激、奢侈和享受。电视、教育、出版、摄影、音乐等文化事业的繁荣给大众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机会。在此之前，诗歌一直被视为上等人的奢侈玩意儿；诗集印数很少，而且全都是昂贵的精装本，往往只有富有的藏书家和图书馆才买得起。而现在，平装书的出现使得诗歌开始飞入受惠于开放教育而尚不富裕的寻常百姓家了。六十年代以前，英国的出版物尚皆为手工排印，以后复印机、照相制版术问世，印刷成本大大下降。于是，“在六十年代后期，小出版社犹如野餐会上的蚂蚁一样纷纷出现”。(6)截至1975年，英国已有二百多家小出版社，而平装书几乎就是小出版社的“专利”。
何谓小出版社？据马了·布斯的定义，小出版社之所以“小”是因为：（1）出版篇幅小的书；（2）资本小；（3）印书种类少、数量少，一般每种印150册；（4）使用小型印刷设备；（5）销量少；（6）发行范围小或仅仅自视为有选择性。(7)还有一个特点，布斯在此未曾道及，那就是小出版社往往需要赞助，因为它们一般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仅仅是出于对文学的爱好。以血斧出版社为例，其1979至1983年接受资助的情况如下：
1979～1980年度 北方艺术基金会1000＋250镑（资助出版诗人贝塞尔·班廷的录音带）。
1980～1981年度 北方艺术基金会1000镑；威尔士艺术促进会500镑（尼戈尔·威尔斯的诗集）；西中部地区艺术协会500镑（托尼·弗林的诗集）。
1981～1982年度 北方艺术基金会1000镑；北爱尔兰艺术促进会400镑（汤姆·波林或诺埃尔·康诺的诗集）。
1982～1983年度 北方艺术基金会10000镑。
正是有赖于这种官方或非官方的资助，一些较成功的小出版社才得以维持下来，而许多无缘享受这种幸运特权者都半路夭折了。诗歌评论家安东尼·史威特在1985年说：“许多来了又走了，有些还坚持着；”“无疑，六十年代短暂的诗歌‘繁荣’已经结束，而且很可能主要是由于经济原因。”(8)甚至大多数商业性大出版公司都完全放弃了出版诗歌的计划（除费伯与费伯、查托与温都斯、牛津大学出版社、塞克与沃伯格等几家显赫的大公司之外，而它们也仅仅执着于少数名家和诗选集）。企鹅图书公司也中止了声誉素著的《企鹅现代诗人丛书》的出版（该丛书于1962年出版第一集，1979年出版最后一集，共出二十七集。全为平装书，每集收三四位当代诗人，三四十首诗。几乎每种都多次再版，甚受欢迎）。
但也有极少数因诗而崛起者，例如项圈出版社，该出版社是由麦克尔·施密特于1968年在牛津创办的，其前身是1964年在创桥创刊的一家文学杂志社。施氏当年就出版了八种在那濒死的杂志上发表作品的诗人们所写的小册子，销路好得令人震惊，每种600册很快就告售罄。于是，一份诗集出版目录很快制订出来，后来又迅速扩大到关于诗歌的著作、回忆录、以往诗人作品再版、翻译作品、传说以至小说。虽然“项圈”也不时遇到财政困难，甚至濒临破产边缘，但它由于专营诗歌而每每得以享受艺术促进会赞助的特权，从而起死回生。如今它已脱离小出版社的行列，而跃居为“具有支配英诗发展方向之力量、影响和地位的巨人之一”(9)了。但是，立场往往随地位而变，项圈新出版有限公司（现名）已不再热衷于实现发掘无名新诗人的理想，而像大多数大出版社一样，把出版书目局限于少数可靠的名家，而汲汲于谋求利润了。
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着小出版社的诞生还出现了一种怪胎，那就是虚荣出版社。它通常显得貌似大公司，打出承印诗集的广告，当收到来稿后，便几乎一无例外地把它们收入一本堂而皇之地题名为《19××年最佳诗选》的书里，然后通知投稿者大作已被采用，但必须付一定费用以便出书。大多数真正的诗人明知就里，不为所动，但许多所谓的诗人（would—be poet）往往甘愿上当。所谓“虚荣”，大概即指这种作者极易被利用的虚荣心吧。(10)实际上，这类书通常一问世便进入处理书店，指望旧书购买者的一时疏忽。但更经常的是，在投稿者给自己和朋友们购买了若干本之后，剩下的书随即就送进了造纸厂。许多业余作者幻想由此走上文学之路，终于未能如愿，反倒使投机商愈来愈兴旺发达。人们的虚荣心是何等可笑可悯啊！为了证明这类出版社的毫无价值，马丁·布斯曾做了一次试验——用著名诗人狄兰·托马斯的全部诗作的首行混编成两首诗寄给了一家虚荣出版社，结果两首诗都被热情地接受了——共需付发表费12.50镑。
为了缓解诗人及其出版商的经济困难，除了由艺术促进会那样的官方组织提供直接资助之外，一些民间组织也以另外的形式提供着援助。1954年由包括托·斯·艾略特在内的一个董事会创办的“诗歌读书会”每年做出四项“选择”和若干“推荐”。每种入选书将获得由每位读书会成员认购的保证，其数目可达千册。那么，被事先告知他的某一本征订书是“诗歌读书会”入选书的出版商就可以不冒风险地付印两千册而不是七八百册。这么一来，出版商和诗作者都会名利双收。两千册的销量在英国诗歌市场已算相当了不起了，但也有少数大诗人突破了五位数，如菲利浦·拉金的《降灵节婚礼》（1965）的销量为七万册；泰德·休斯的《乌鸦》（1970）——五万册；谢默斯·希内的《北方》（1975）——三万册；托姆·冈与泰德·休斯的诗选合集——十万册（部分由于这两位诗人的作品在大、中、小学校里讲授得最多）。可见，英国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诗歌在普通群众中间仍有着深厚的土壤。但从以上数字逐年递减的情形看来，英诗似乎是在走下坡路了，起码从经济角度而言。
然而，英国诗人及热心的诗歌事业赞助者们继承二战以来的传统，比以往更不遗余力地为诗歌大众化而努力着。八十年代以来，最引人注目的诗坛现象莫过于诗歌竞赛了。前面所提到过的阿旺基金会与一家电视台、《观察家》报以及索瑟比艺术商行联合举办一年一度的未发表诗作竞赛：设首奖五千镑和若干次等奖。参资者通常可多达四万人，每位须付一小笔参赛费。全国诗歌协会与英国广播公司的“严肃”广播网——广播三台——合作也主办奖额较小的类似竞赛。兰卡斯特、彻尔登翰等地的文学节也有这类活动。这种竞赛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人斥之为庸俗的抽彩，有人为之辩护叫好。事实上，真正有才能的诗人常常会比一般作者更有可能获奖，例如克雷格·瑞恩、安德鲁·莫申、托尼·哈里森、麦克尔·休尔斯、雨果·威廉斯、U.A.范索普、梅芙·麦古骞等都曾在历届竞赛中获首奖。因为一般都采取匿名评奖方式，所以不大可能有徇私舞弊之嫌。显然，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这些获奖诗人或是扩大了自己的声誉（如哈里森、莫申、瑞恩、威廉斯），或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发现”了（如休尔斯、麦古骞）。评委则聘请不同派别、不同风格的著名诗人来担当，如菲利普·拉金、泰德·休斯、谢默斯·希内、查尔斯·考斯利、乔治·巴克、斯蒂芬·斯本德、乔治·麦克白、道格拉斯·邓等等。无论如何，诗歌竞赛的作用和影响在今日已不容忽视。当然，可观的奖金更不容忽视。
以上仅仅是从某些外围角度审视了英、美诗歌在今日世界中处境的几个侧面，描述了现代诗歌的社会生产（很少涉及创作本身的问题，那需要专文另叙）中的诸环节和问题以及新生事物，借用英国评论家布雷克·莫瑞森的说法，即“诗歌产业”（poetry business）的情况。由于资料所限，仅仅是“旁观”而已（有时也不由得联想到我国的诗坛现状），但未必清楚，也许叫做“隔雾观花”更为妥贴。
总之，社会在发展，诗歌也必须调整自身存在形式，以适应环境。达无可非议。有一点可以确信的是，只要人类不“进化”成没有情感的机器，诗歌就不会像恐龙一样绝迹。
1992年农历除夕
（最初发表于《世界文学》1992年第2期）
【注释】
(1)见罗伯特·布莱：《美国诗歌：野生与驯化》，四季哈泼出版社，1990年版。以下引述布莱观点均出自该书。
(2)见《环球》月刊，1992年第1期。
(3)同上。
(4)其实我国现在某些大学也早已开办起授学位的“作家班”了。
(5)见马丁·布斯：《英国诗歌1964—1984》，鲁特莱支与柯根·保罗出版社，1985年版。
(6)同上。
(7)见马丁·布斯：《英国诗歌1964—1984》，鲁特莱支与柯根·保罗出版社，1985年版。
(8)见安东尼·史威特：《今日诗歌》，朗曼公司，1985年版。
(9)见马丁·布斯：《英国诗歌1964—1984》，鲁特莱支与柯根·保罗出版社，1985年版。
(10)我国现在虽尚无专门的虚荣出版社，但类似的做法近年来已屡见不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