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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系爱尔兰诗人、剧作家、散文家。少年时兴趣广泛：曾在都柏林艺术专科学校学过绘画；很早就显露出诗歌创作的天赋；醉心于东方神秘主义，组织和参加过秘术研究社团；关心民族自治运动，一度加入爱尔兰共和兄弟会。1896～1904年与剧作家格雷戈里夫人和约翰·辛格等共同筹建爱尔兰民族剧院，发起了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1922年爱尔兰自由邦成立，当选为参议员。叶芝一生创作不辍，其诗吸收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神秘主义、象征主义和玄学诗的精华，几经变革，最终熔炼出独特的风格。他的剧作多以爱尔兰民间传说为题材，吸收日本古典能乐剧的表演方式，开创了现代西方戏剧中东方主义和原始主义风气。1923年，“由于他那以一种高度艺术的形式表现了整个民族的精神、永远富有灵感的诗”，叶芝被瑞典学术院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代表作品有诗集《苇丛中的风》（1899）、《塔堡》（1928）、《旋梯及其它》（1933），剧作《胡里汉的凯瑟林》（1902）、《库胡林之死》（1938），哲学散文《幻景》（1925；1937），短篇小说集《隐秘的玫瑰》（1894）等。

叶芝诞生于爱尔兰首府都柏林，是一位画家的长子。虽然他的家庭传统上说英语，奉新教，祖先是英国移民，他本人所受的也是正规的英国教育，但他自小就有很强的民族意识。这也许与他在伦敦上小学时受英国同学歧视和欺负的经历不无关系。作为英裔爱尔兰人，他对宗主国英国的感情是爱恨参半的；他恨英国人在政治上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和压迫，同时又爱使他得以直接学习莎士比亚等大师并且使他自己的作品得以更广泛流传的英语。正是处于这样一种尴尬地位，才使他在从事文学创作伊始就感到确定身份的迫切需要。

作为使用英语的创作家，叶芝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题材。这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研究和翻译盖尔语文学的学者和翻译家们所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他既必须背离英国文学的传统，退回到爱尔兰的本土风景中去寻找灵感，又必须把所获纳入英语的包装。1886年，叶芝结识了芬尼亚运动领导人、爱国志士约翰·欧李尔瑞。在他的影响下，叶芝开始接触爱尔兰本土诗人的具有民族意识的作品，他自己的创作也开始从古希腊和印度题材转向爱尔兰民俗和神话题材。1889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乌辛漫游记及其它》就反映了叶芝早期创作方向的转变和确定。

同年，叶芝结识了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毛德·冈。由于她的美貌的吸引，年轻的叶芝多少有些身不由己地进一步卷入了争取爱尔兰民族自治的政治运动漩涡之中，就好像他笔下的诗人乌辛被仙女尼娅芙诱引到魔岛上一样。但他毕竟不是政客，而是诗人。他不可能采取任何激烈的实际行动，而只是尽诗人的本份：

知道吧，我愿被视为

一个群体中的真兄弟，

为减轻爱尔兰的创痛，

大伙把谣曲民歌唱诵；

而不愿比他们差毫分，

《致未来时代的爱尔兰》

叶芝的第二本诗集《女伯爵凯瑟琳及各种传说和抒情诗》（1892）继续且更集中地以爱尔兰为题材，以象征的手法表现诗人的民族感情，爱尔兰被“想象成与人类一同受难”的“玫瑰”。他幻想通过创造一种建立在凯尔特文化传统之上的英语文学来达到统一两半——天主教和新教徒的——爱尔兰的目的。他相信，如果现代诗人把他的故事置于自己的乡土背景中，他的诗就会像古代的诗一样更细密地渗入人们的思想之中。早在1888年叶芝就曾说过，比较伟大的诗人视一切都与民族生活相关联，并通过民族生活与宇宙和神圣生活相关联：诗人只能用戴着“他的民族手套”的手伸向宇宙。他还认为，没有民族就没有较伟大的诗，犹如没有象征就没有宗教⁽¹⁾。在他眼里，爱尔兰是一个贮存着比英格兰的更为悠久的历史的“大记忆”，一个充满了诗的象征的仓库。

世纪之交的爱尔兰虽民族情绪高涨，但社会形势复杂。在目睹了政客的背信弃义、党派的勾心斗角、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众的互相仇恨和愚昧无知等现象后，叶芝意识到自己所崇尚的以十八世纪爱尔兰社会为代表的新教贵族政治理想与现实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而毛德·冈等共和党人所热衷的暴力行动也令他反感。因此他不久便对政治产生了幻灭感，而又回到了他的艺术王国：

凡事都能诱使我抛开这诗艺技巧：

有一回是一张女人的脸，或更糟——

我那傻瓜治理的国土貌似的需要；

《凡事都能诱使我》

1899年，诗集《苇丛中的风》问世，获当年最佳诗集“学院”奖，确立了叶芝作为第一流爱尔兰诗人的地位。有论者认为这部诗集标志着现代主义诗歌的开端，犹如一百年前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合著的《抒情歌谣集》标志着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开端。其实叶芝深受浪漫主义诗人布雷克、雪莱等的影响，是主张“向后看”的：

我们是最后的浪漫主义者——曾选取

传统的圣洁和美好、诗人们

称之为人民之书中所写的

一切、最能祝福人类心灵

或提升一个诗韵的一切作为主题；

《库勒和巴利里，1931》

在这首诗里，叶芝把格雷戈里夫人（也包括他自己）看作是贵族文化传统的“一位最后的继承人”，她（他）们所居住的库勒庄园和巴利里塔堡成了古老文明的象征。在另一首诗《纪念罗伯特·格雷戈里少校》里，格雷戈里夫人的儿子罗伯特则被视为文艺复兴式“完人”的一个现代样板。在叶芝眼里，贵族是人类精华知识的保存者和传承者。与此相对的是保存和传播口头的民间知识的乞丐、浪人、农夫、修道者，甚至疯人们。叶芝有许多诗作就是以这些人物为角色，或者干脆是他们所说所唱的转述。这些构成了叶芝的智慧来源的两个极端。然而，在现代风云的冲击之下，这一切都在渐渐消亡。巴利里塔堡前的古桥在内战期间被毁；库勒庄园也在格雷戈里夫人逝世后被迫出卖，后来被夷平；罗伯特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剧变。叶芝不禁哀叹：

浪漫的爱尔兰已死亡消逝，

与欧李尔瑞一起在坟墓中。

《1913年9月》

但是，1916年复活节抗英起义震惊了对政治和现实失望的诗人。叶芝想不到从他平素看不起的城市平民中产生了他理想中古爱尔兰的库胡林式的悲剧英雄，他看到了一种崇高精神的爆发：

一切都变了，彻底变了：

一个可怕的美诞生了。

《1916年复活节》

感奋之余，他及时做出了一位诗人所能做的最好的反应：“我们的事/是呼唤一个又一个名姓，/像母亲呼唤她的孩子，/当昏沉的睡意终于降临/在野跑的肢体之上时。”他还在《十六个死者》、《玫瑰树》以及晚期的《欧拉希利族长》等诗篇中以他特有的语调讴歌了死难的起义者。

此后，他似乎又恢复了对现象世界冷眼旁观的态度，不辍地在变化中寻求永恒。然而他对社会现实的敏感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深刻了。中晚期的组诗《内战期间的沉思》和长诗《一九一九年》反映了他在内战的背景前对人类文明和心理的沉思。他更关心的是人类文明的创造，因而谴责任何形式的破坏。

总之，是“她的历史早已开始/在上帝创造天使的家族之前”的“这盲目苦难的土地”——爱尔兰——造就了叶芝和他的诗。在他去世前一年所作的《布尔本山下》一诗中，他总结了他毕生的信念，并告诫后来的同志：

爱尔兰诗人，把诗艺学好，

歌唱一切优美的创造；

……………………

歌唱田间劳作的农民，

歌唱四野奔波的乡绅，

歌唱僧侣的虔诚清高，

歌唱酒徒的放荡欢笑；

也歌唱快乐的公侯命妇，

……………………

把你们的心思抛向往昔，

以使我们在未来岁月里可能

依然是不可征服的爱尔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