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物极必反

二、物极必反

的确,每一代诗风都与前代诗风相反对,由于篇幅所限,对它们各自的特征不可能一一详述。在此,我仅探讨造成它们之间交替“否定”这种反向运动的原因。

为了行文方便,我先将归纳出来的主要原因提出,然后用事例加以说明:

1.宇宙方面:旧的题材已挖掘殆尽,新的世界有待于表现。

时至二十世纪初,虽然叶芝和哈代等代表着英诗所取得的最高成就,但是他们是有争议的新型诗人,并不代表正统审美趣味。当时拥有广大读者的是以桂冠诗人罗伯特·布里季斯为首的传统派,他们仍然继续着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衰而未竭的余风。这一派诗人认为艺术精神与时代精神相抵触;现代诗人可以拒绝现实而像过去诗人那样写作永恒的题材,然而历史无情地宣告:世界变了,他们已不再可能写出浪漫派那种富于时代精神的激情之作;他们所作的充其量只不过是精美的仿制品罢了。新的时代要求新的诗人,于是现代派应运而生。他们虽然对时代危机无可奈何,但却敢于正视现实。对人类莫测命运的关心决定了他们采用把现代人经验纳入预言和神话的象征框架中加以再现的艺术手法。因此,他们的诗风是非个人性、暗示性的,与浪漫派的直抒胸臆迥然不同。实际上,现代派之“反传统”也仅仅是针对浪漫派的。

2.读者方面:对旧思想、旧情感和旧形式的厌腻必然继之以对新思想、新情感和新形式的期望。(当然,这里所说的“新”,不一定是超前意义上的新,而更多是指“不同于时尚”而已。)

三十年代流行的新玄学诗风与二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风相似,都带有浓重的理性成分和学院气,给人的印象都似乎是冷冰冰、干巴巴的。两代诗人的眼光都集中在现代工业荒原上,他们对现实丑恶的暴露多于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他们的艺术手法是间离的、非个人化的。所有这些都令一般读者难以接受,不能满足他们长期以来积压的对强烈感情、崇高主题和与作者直接交流的渴望。而三十年代末逆现代主义和新玄学诗风主潮而动的新浪漫主义诗歌正好满足了广大读者的期望,因此,大受欢迎,短短五六年间便形成了人人争说的盛况。虽然不能说诗人创作的原始动机就是为了迎合读者的趣味,但是可以说读者的趣味刺激了诗人的创作,助长了他的风格向某方向的发展。进一步说,新诗人首先是旧诗作的读者,他既然不满意前人之作,那就抛开它,自己动手另制新篇——他首先要满足自己的口味。

3.作者方面:为求生存,不得不另辟蹊径,争取社会承认。

五十年代的“运动派”成员大多出身于牛津大学等高等学府,有“新大学才子”之称。在二十世纪以来各种风格流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之林中,他们可能觉得难以再独树一帜了,于是便采取消极否定的方法寻找生存空间。作为评论家,他们在创业之初照例拿权威开刀,对从现代主义到新浪漫主义的有影响的诗人逐个加以指摘和否定。金斯利·艾米斯宣称:“几年以来,已没有人想要读更多的关于崇高主题的诗,但同时也没有人想要读更多的关于哲学家、绘画、小说家、美术馆、神话、外国城市或别的诗作的诗了。”(5)可以说,他们所肯定的价值是从他们攻击的相反方向发现的。现代主义的高雅奇异和新浪漫主义的朦胧滥情导致“运动派”走向明快、理智和朴素的现实主义。

当然,批评总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有人认为“运动派”对现实主义诗风的选择是为了让诗歌重新回到读者大众中间,是“一种要显示诗人并不是具有灵感的奇特生物的企图;相反,他就像隔壁邻居——事实上,他很可能就是隔壁邻居”。(6)显然,这与现代派把艺术孤立于象牙塔之中的优越主义完全不同。实际上,争取读者是作者求生存的重要途径之一。

4.社会政治方面:气候的变化对诗歌风格有着间接或直接的影响。

三十年代的西方世界危机四伏。经济萧条、罢工、失业,法西斯独裁、对进步人士的迫害,西班牙内战,德、意对别国的入侵,英、法政府的绥靖无能,第二次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等严酷现实对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时的英国诗人多以“左派”自居,对受法西斯迫害的进步人士表示同情。他们对时事的反应与广大群众相一致。因此他们希望与读者大众对话并为他们代言。发表对共同关心的问题的看法。显然,现代主义风格绝不适用于这种目的。他们必须有所变革。于是他们采用了理智、概括性或闲谈式的语言。

二次大战后,英国工党第一次赢得议会多数。它在执政的六年间(1945~1951)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改革措施,推行“福利国家”政策。以前几乎从来做不到的事现在一下子都实现了。经济迅速恢复,社会生活明显改善。这场静悄悄的革命对人们心灵的冲击甚至大于刚刚结束的战争。二次大战对于英国人来说是意料之中、期待已久的,它只是加重了一次大战所带来的幻灭。用特德·休斯的话说,“战后情绪”是一种“受够了”的厌倦感。(7)而“工党革命”却给人带来实际好处。在这种社会气氛中,新浪漫主义的怀旧情绪难免被斥为感伤滥情而遭到排斥,取而代之的必然是一种冷静、诚实、反思的现实主义态度。

当然,历史实际要复杂得多。以上列举的四个方面的主要原因应当说是偶然中的必然,它们通过诗人的主观起着综合作用,从而引起诗歌风格的变化。如果进一步推究,我们可以发现,这几方面原因中都隐含着这样一个事实:即旧诗风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与周围环境发生抵触,最终必然要被新兴的不同诗风所战胜。倘若把新、旧诗风当做一对矛盾,那么诗风的更迭便是矛盾的一方否定另一方的结果。当然还有诗风与宇宙、读者、作者、社会政治等的矛盾。总而言之,诗风更替是一种复杂的综合否定,是“由矛盾引起的发展”。(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