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斯·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1919)一文中初次提出“非私人化”(1)理论。这一理论基本上是借用一科学类比来表述的:

……一位艺术家的进步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自我牺牲,一种持续不断的私人性之泯灭。

剩下来的是要定义这种非私人化的过程,及其与传统意识的关系。正是在这种非私人化过程中,艺术才可以说接近了科学的状态。因此我请你们考虑——作为一种建议性的类比——当一小根细铂丝被放入盛满氧气和二氧化硫的箱内时所发生的反应。

……这种非私人性的诗歌理论的另一方面是诗作与作者的关系。我用一个类比暗示过,成熟诗人的心智与不成熟诗人的心智的明显区别不在于有多少“私人性”价值,也不在于一定更有趣,或有“更多话可说”,而在于是个更精致完美的媒介,在其中特殊的或非常异样的感受都能自由形成新的组合。

那个类比是有关触媒的。当前面提到的两种气体在一根铂丝在场的情况下混合,它们就化合成硫酸。这种化合只有铂在场时发生,然而新合成的酸里面却丝毫不含铂的成分;铂本身显然不受影响,而是保持惰性、中性、不变。诗人的心智就是铂丝。它可以部分地或独一地作用于其人自身的经验;但是,艺术家越成熟,在他内部,体验的人和创作的心智就分离得越彻底;心智也就更完美地消化和转化身为其材料的激情。(2)

他又在该文中反复强调:“诗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对感情的躲避;不是私人性的表现,而是对私人性的躲避。但是,当然,只有拥有私人性和感情的人才知道想要躲避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3)“艺术的感情是非私人的。诗人若不完全服从需要完成的作品,就无法达到这种非私人性。”(4)

他的意思无非是说:诗人不应直抒胸臆,而应婉转达意;不应直接暴露自己的内心隐私,而应将之转化为某种公共性的知识或放置于类似的框架之中。换句话说,如果私人隐秘情思是谜底,那么就需要有个不止作者一人能懂的谜面。艾氏本人的《荒原》就是一个好例。其中大量象征、典故,乃至结构设计和某些词句都是来自书本,亦即一种公共知识,虽然有些并不为大众熟知。评论家对该诗做了各种各样的“合理”解释,诸如认为它表现了一代人的精神异化;认为它是面临西方文明的衰朽,渴望秩序、寻求新生的现代神话等等。艾略特却不禁莞尔,说:“对我来说,那只不过是个人对生活的毫无意义的抱怨罢了;只是一通有节奏的牢骚话。”(5)他还说:“我写了一首题为《荒原》的诗,一些推崇此诗的评论者说我表现了‘一代人的幻灭’,那是胡说。我也许替他们表达了他们自己的幻灭感,但与我的意图没有关系。”(6)

理论往往是实践或思想的总结,是酝酿已久的产物,而不可能一下子凭空产生。与艾略特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在这一理论提出前后,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创作中运用着类似的思路。威·巴·叶芝在其自传《帷幕的颤动》(1922)中回忆自己1887~1891年间在伦敦的生活经历,称他当时意识到:现代人心理微妙,用第一人称说话时,听起来会显得惟我独尊。但是,那种与人人的感情愈相似就愈强烈的单纯感情例外。于是他的创作风格因此开始向私人性与公众性相融合的方向转变:“不久,我即将写出许多诗来,其中有一种永远私人的感情与神话和象征的普遍模式相交织。……我小心地使用一种传统的风格和题材,但以那份辛劳,……以我的‘独创性’……加以改变,而做出完全不同的东西来。”(7)他在晚年对自己一生的创作做了概括总结,在应查尔斯·施赖伯之子出版公司之约自编作品全集(因故未能出版)的序言《拙作总序》(1937)中说得更明白:“诗人在其最佳作品中,总是写他私人的生活;素材则取自其私人生活的悲剧,无论那是悔恨、失恋还是区区孤独。他从不像在早餐桌前与人交谈那样直话直说,而总是有些如梦如幻。但丁和弥尔顿借助于神话传说,莎士比亚则利用英国历史和古代传奇中的人物。即使在诗人最显本来面目的时候,……他也绝不是坐下用早餐的那一束偶然、混沌之物。他已再生为一种思想,某种有意造就的完美之物。小说家或许可以描写其偶然的经历、混沌的事件,但诗人却不可以。他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类型,与其说是类型不如说是激情。他是李尔王、罗密欧、俄底浦斯、蒂利希阿斯;他是出自戏剧中的人物,甚至他所热恋的女人也是罗莎琳、克娄巴特拉,而绝不是黑夫人。他是自己的梦幻的一部分。”(8)。太私人性则欺世,太非私人性则媚俗,妙在私人性与非私人性之间,这就是叶芝的首要创作原则。这也可以说是叶芝自己的非私人化理论。

诚如叶芝所例举的,历史上许多作家的创作都是非私人性的。仔细考量之下,我们会发现,同一母题往往被不断重复,产生许多变体,许多典故,许多互文,遂成人所共知的熟套,真正写与众不同的一己之隐私的作品反而少之又少。非私人性/化写作竟是传统的主流!这也许与基督教社会注重集体而轻视个性的习俗风气有关。在这样的社会里,私人情感往往会被认为是不健康的,而成为鄙视和嘲笑的对象。在文学创作中,题材的选择就会陈陈相因,很难突破种种“禁区”。许多写个人情感的作品却因缺乏真正的私人性而变成“类型”,作者可以是张三也不妨是李四。到了叶芝的时代,他就发现:“……私人话语——在英国文学中已几近消亡——可以像戏剧一样精致,摆脱辩论和抽象。……从那时起,我尝试写出我的情感,一如在生活中的感受,而不加改动以使之更美。”“我们应该用尽量接近思维所用的语言写出我们的思想,就好像给密友写信一般。”(9)实际上,自称“最后的浪漫主义者”的叶芝和自称“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的艾略特所见略同,都主张向传统主流看齐。他们奉行的创作原则都主要还是非私人性/化的。

真正具有突破性或革命意义的私人性/化写作要迟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在英语诗歌中出现。这时候有些诗人才开始开拓前人未曾或不敢涉足的题材和语汇领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英国“运动派”诗人菲利浦·拉金、美国“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堡、“忏悔派”诗人罗伯特·罗厄尔、安·塞克斯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