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诗杂谈

译诗杂谈

有人说，译诗还应是诗。不错。但问题是，译与诗孰占第一位。依我看，这里所谓的诗不应是创作或仿作之诗，而应是翻译之诗。顾名思义，翻译诗即诗前加翻译：翻译第一，诗第二。这是分开来讲。既然分而言之，就有先后之序。实则二者也许是不可分的。翻译的第一和最后标准是准确，这是无可争辩的原则；尽管各家各派表达方式不同，或曰信达雅，或曰音形义等等，不一而足，但都有个指归。若仅单纯言诗，则不必瞄准原文，甚至可以完全与翻译无关。

国内外有不少大胆的诗作者仅从原诗中寻找灵感，然后自出机杼，任意发挥，敷演成篇。他们的产品或者标明意译或仿作，或者干脆收入本人名下的作品集，而这类译者一般是不怎么懂所译的原文的。例如埃兹拉·庞德译李白的《长干行》：“十六君远行/瞿塘滟预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变成了“At sixteen you departed，/forever and forever，and forever./You went into far Ku—to—Yen，by the river of swirling eddies，/And you have been gone five months./The monkeys make sorrowful noise overhead.”“五月不可触”是承上句说明在阴历五月份瞿塘峡水急滩险，不可接近，而译文却变成了“你已走了五个月”（故无法触及）。滟预堆本是位处瞿塘峡口的一堆礁石，在译文里却变成了二合一的地名“瞿塘滟”（日语发音Ku—to—Yen）。其它添枝加叶之处亦复不少。但这并不妨碍庞德的译诗成为美国大学英文系必读的经典。他的译诗集Cathay似乎更多地被认为是（再）创作而非译作。

有一回，一位中文诗作者拿出自译的西尔维娅·普拉斯的“Lady Lazarus”一诗给我看，声称是当时国内最佳译本。我当场浏览一遍，即发现上十处误译。记得最清楚的是她把原诗中一短语“in broad day”译成“在无边的日子里”。这听起来多么富有诗意呀！够美够朦胧的，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原文不过是“在大白天”之义，或顶多可译为“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已，清楚而明白。也许从整篇看来，该译诗可以算得上是一首不错的中文诗，但是，在原文这个至高无上的标准的对照下，恐怕就不能算是好的翻译诗了。

也许就是在这类译诗的影响下，国内有些年轻的诗作者们便误以为外国现代诗就是这般朦胧晦涩，于是竞相仿作起语义半通不通，逻辑混乱不清，无法分析解释的“现代诗”、“实验诗”来。而他们的创作实践又反过来影响一些半吊子译诗者（有些就出自他们自己的队伍），恶性循环出一些不堪卒读的东西来。我曾间接听到过这样一种极端的邪说，曰，译诗何难？译散文还得把意思搞通顺了；译诗嘛，尤其是译西方现代诗，越不通就越像诗！悲夫！持这种论调者或实际上如此实践者恐怕还大有人在。而且竟还有不少此类不通的译品出版问世呢。难怪人们现在要为翻译水准的下降而紧急呼吁了。而译诗界又是最容易鱼目混珠的领域。

直译意译之分野，历来众说纷纭。我的简单理解是：似乎把“call a spade a spade”译作“把铲子就叫做铲子”是直译，译作“实话实说”则是意译。这与西方时下流行理论所谓的“外国化”（foreignization）与“本国化”（domestication）是一回事。从文化视角看来，本国化有利于使译入语（target language）文化保持纯洁，而外国化却可能使之丰富。我曾听一位台湾学生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乃是中国成语（其实是犹太成语）。惊讶之余，亦深感好的直译确能融入本国文化。汉语中译自佛典的成语更是不胜枚举。现在改革开放，新的外来语如潮涌来，非直译甚至音译不能“洋为中用”。比较而言，意译易，直译难。意译多以现成熟语套原文，结果往往非过即不及；直译既需有创意，又需通顺畅达，甚难做好。

以色列大诗人耶胡达·阿米亥曾对我说：“诗就像科学一样精确。诗人只说‘好’，而不说‘非常非常好’。”不论古今中外，好诗都讲究炼字炼句，有所谓一字不易之说。所以，译诗应直译，庶几像译科学论文一样一丝不苟，当然这不等于逐字死译。起码应尽量移植原诗形象，因为形象化是诗歌语言的重要特性。已故赵萝蕤教授曾举例说，她在译《草叶集》时，曾把full—lunged一词译作“肺量饱满的”，却被编辑改为“宏亮的”。其实，肺（活）量饱满，声音自然宏亮。原词本来就是惠特曼自己组合的一个极具感性的词，赵译也富有创造性，却被笃信字典的编辑抽象化了。具体性是诗歌语言的另一特性，与形象化密不可分。记得曾听一位资深翻译家讲，他喜用中国古诗体译西洋诗，为了译文整齐，而把the Hebrides译作“北方的岛”。这虽无不可，但原文的具体性被一般化了。这种情况在中诗英译中更其多见，中文诗中的许多典故就往往不得不被一般化。为了保留原文形象、典故、双关语等修辞手法的具体性，不得已只好加注，而加注的做法似乎会使一般读者感到烦恼。但我赞成加注。因为这不仅是一个译文的“本国化”与“外国化”之分的问题，而且涉及到一个民族是否应该输入新知的问题。有人认为，本国读者不熟悉的异国事物应通过一般化等手法使之本国化，而不应以注释给读者添烦。其实，注释也是可以从有到无的。例如，中国人原本不知“摆轮”（Byron）、“拿破轮”（Napoleon）等为何物，现在一般出版物都无须对此类名词加注了。注释是介绍新知的第一道钥匙，译者有责任把它塞给有耐心的读者。

至于诗体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在不同语言之间也是有可能通过平行模拟而移植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例如韵式，用拥有大量同音、近音字的汉语模拟任何语言中的种种韵式都不难做到；反之，用英语等西方语言模拟汉语诗的一韵到底就难乎其难了。而节奏呢，用汉语文言固有的三、五、七言格式套装英语传统的抑扬格五音步格式不能算是模拟，当然谈不上形式的移植了。前辈诗译家孙大雨、卞之琳等先生倡导的“以顿代步”法，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虽还不够完善，但行之有效，为格律诗的翻译提供了基本规范。关于此方法的不足，我曾在别处有所讨论，并另撰有专文提出汉语白话诗格律建设之我见。我曾经请教奉行以顿代步之法且卓有成绩的老译家屠岸先生，能否把此法推向极致，例如以汉语的三字顿代替英语的抑抑扬格音步，以二字顿代替抑扬格音步，而在诗行中一一对位呢。他答曰，试过，但很难做到。我还没有认真试过，因为我觉得这样做不大必要（据说现在有位菲律宾华侨施颖洲先生这样译，我还未读到）。理由是“以顿代步”本来就是一种权宜之计，尽管目前似乎还没有更好的方法替代它。汉语和英语的节奏不同，一属声调音节型（tonal—syllabic），一属重音音节型（accentual—syllabic）；前者与语音的平仄有关，后者则与语音的轻重有关。所谓“音顿”（或称“音组”）与“音步”亦是两回事，一多基于语义，一纯基于语音；所以二者之相替代实际上是各说各话，与五、七言之于抑扬五音步格似无本质的区别。既如此，我便不拘泥于顿与音步在数量上的对应，而是着眼于译文本身的齐整美观。汉语的节奏是依赖音节数的，故汉语格律诗多是所谓“豆腐块”。英语、法语等西方语言的节奏也在不同程度上依赖音节数。他们的诗行拼写出来固然长长短短，实际上各行的音节多少大致相等，也就是说，诗行仍是整齐的。那么，在译文中整齐诗行，不仅符合汉语习惯，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与西诗原文的形式有所对应。或问，此法与用汉语传统诗体译西洋诗有何不同。曰：亦无本质的不同，只不过我不用文言而用白话，不仅限于用五、七言，而以足够表意为准。实际上，用现代白话译西诗，如果设定一行十字左右，那么自然就有五、六顿，因为现代汉语最基本的顿只有二和三音节两种。这与“以顿代步”的效果也差不多，但增加了视觉上的美感。其实，节奏是语言的固有成分，是无法移植的；诗歌形式中能被移植的部分只有体式（行数、分节）、韵式等人为规定。

总之，译诗首先是翻译。翻译以准确为第一要义，译诗也不能例外，还是应以准确为第一要义，然后才是诗意、诗性、诗形式。保守地说，就是先要把每句诗的意思搞对了。犹如艾略特所说，好诗应当首先是好散文。当然准确的含义也应包括语义、语气、风格等诸方面。真正做到各方面的准确而圆融，大概就达到了所谓化境了。也就是孔夫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译诗宁拙勿巧，先不逾矩，才谈得上从心所欲。具体而言，即能直译时尽量直译，否则才宜变通。直译虽吃力难讨好，但有其积极意义。英国诗人唐纳德·戴维说过，真正的好诗是经得起翻译的。依我看，经得起直译的才是真正的好诗。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不一定就是诗。

（最初发表于《世界文学》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