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一位学者问晚年的叶芝,他的诗歌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叶芝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智慧”。“哲学是个危险的主题”,叶芝还这样认为。但他的中晚期诗越来越向哲学靠近了。对于叶芝来说,诗的内容比外形的价值大。他认为诗若不表现高于它自身的东西便毫无价值可言,它首先至少应该是“人可以进入其中漫游而借以摆脱生活之烦扰的境地”(4)。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叶芝一生执着追求建立超乎诗之上的“信仰”体系,而不像一般现代派诗人那样热衷于诗艺技巧的实验。

1917年,叶芝与乔吉·海德—李斯结婚。妻子为改善他当时的忧郁心境(婚前叶芝曾向毛德·冈之女伊秀尔特求婚而遭拒),在蜜月里投合他对神秘事物的爱好,尝试起扶乩活动来。据她说,这是“为你的诗提供隐喻”。这果然引起了叶芝的兴趣。他运用所阅读的新柏拉图主义及东方神秘主义等哲学对妻子“自动书写”的那些下意识的玄秘“作品”的“散碎句子”加以整理、分析、诠释,终于1925年完成了一部奇书《幻景》。这标志着叶芝信仰体系的完成。书的内容涉及用几何图形解释历史变化的历史循环说、用东方月相学解释人类个性的个性类型说以及灵魂转世说。通过想象和逻辑,来自各种文化的神秘象征被秩序化了,形成了一个自圆其说的骨架。但由于该书近乎荒诞不经又驳杂晦涩,遂赢得了“庞杂而古怪的伪哲学”或“粗劣而无价值的自制品”之讥。叶芝本人则希望该书能够被看作是一部神话而非历史或玄学,称它是一个“集体无意识”,一个神话学的意象库。

诗集《库勒的野天鹅》(1919)就已显示了叶芝开始从日常生活主题转向哲理冥想主题。在随后的一本诗集《麦克尔·罗巴蒂斯与舞者》(1921)的前言中,叶芝解释说:“歌德说过,诗人需要哲学,但他必须使之保持在他的作品之外。”而叶芝自己却禁不住要把哲学揉进诗作中去。他也承认这本诗集中的某些作品很难懂。例如著名的《再度降临》一诗就利用历史循环说和基督教神秘主义等概念,预言自耶稣降生以来近两千年的基督教文明即将告一段落,世界正临近一场大破坏。因此,要读懂这些诗,必须对叶芝的信仰和哲学有所了解。

叶芝曾经说,没有宗教他就无法生存下去。然而在他父亲的影响下,达尔文及其他一些英国思想家的怀疑主义阻碍了他接受正统基督教,而为了反抗他们“对生命的机械简化”(5),他必需有新的精神支柱。大约在1884年,叶芝读到了一本英国人A.P.辛内特撰著的名为《密宗佛教》的书,深受影响。稍后他在都柏林听了印度婆罗门摩希尼·莫罕·查特基对印度教义的阐释,从此树立了他对轮回转世学说的终生信仰(《摩希尼·查特基》)。1887~1891年在伦敦居住期间,他又参加了那里风靡一时的“异教运动”,钻研起各种东、西方的秘术,冀图通过实验寻求永恒世界的证明,与未知世界建立直接联系。他认为,来自科学或其它世俗知识的“灰色真理”和基督教的“上帝之道”都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人类灵魂的奥秘,所以他鄙弃关于物的“客观真理”而追求关于人的“主观真理”:“并没有真理,/除了在你自己的心里”(《快乐的牧人之歌》)。这显然是来自佛教和印度教的观念。他的最早的诗作之一《印度人论上帝》更以生动的寓言形式表述了他对于主观真理的理解,是“叶芝最坚定的信念之一——真实在于观者的眼中——的早期陈述”(6)

与此同时,叶芝还在与人合编《威廉·布雷克诗全集》。布雷克的基督教神秘主义影响融入了他的异端思想,使他进一步发展和坚定了宇宙二元论信念:

然而,我们能够以肉体感官接触和看到的那一部分创造受着撒旦的力量的影响,那魔鬼的名字之一是“暧昧”,而我们能够以精神感官触及和看到的另一部分创造——我们称之为“想象”——才是真正的“上帝之体”和惟一的真实。(7)

他还相信,在各种玄秘法术中,有三条自古相传的基本教义:(1)人的精神可以相互交流,而造就一个大精神;(2)人的记忆也同样是流动的,且是造化的大记忆的一部分;(3)此大精神和大记忆可以用象征召致(8)。后来,他把这些概念与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世界灵魂”相认同,视之为“一个不再属于任何个人或鬼魂的形象仓库”。作为诗人,为“召致”或表达某种隐秘的东西,他不得不更注重作为象征的形象,“他照他那类人的方式,仅仅找到了/影像”(《月之盈亏》)。《幻景》一书可以说就是叶芝象征主义体系的集成,也是理解叶芝中晚期诗创作的一把钥匙。它为他的玄学诗提供了丰富的主题和意象,使作品寓意深刻而又免于抽象枯涩。同时他又在埃兹拉·庞德的建议下采用当代的“现实”素材和意象,从而使创作避免了走进概念化的死胡同的危险,在艺术上达到了他所说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性质的结合”。

诗集《塔堡》(1928)和《旋梯及其它》(1933)即以叶芝实际居住的巴利里古堡及其中盘旋而上的楼梯为象征,暗示历史运动的轨迹和灵魂轮回的历程。叶芝认为,人类文明一如个人,都是灵魂的体现,其中阴阳两极力量交互作用,运动形式犹如两个相对渗透的圆锥体的螺旋转动,往复循环,周而复始。这种思想和象征在稍前的《再度降临》和稍后的《螺旋》等许多诗作中都有所表现。而《丽达与天鹅》这首具有“可怕的美”的十四行诗则用细致、感性的描写再现神话传说的场景,暗示阳与阴、力与美的冲突和结合,把基督纪元前的古希腊文明的衰亡归因于性爱和战争这两种人类本能。叶芝这一时期所关心的根本问题还是灵魂如何超脱生死,得以不朽。他对赫拉克里特所谓的“此生彼死,此死彼生”的相对主义观点加以重新解释,同时袭用柏拉图的“精灵”说,认为灵魂不灭,它可以不断转世再生,逐渐达到完善境界,即成为介乎神人之间的一种存在——“精灵”,而后不朽。他还认为,人死后,灵魂可借艺术的力量通过“世界灵魂”互相沟通。《航往拜占廷》一诗即表达了诗人希冀借助于艺术而达到不朽的愿望。姊妹篇《拜占廷》则表现灵魂脱离轮回走向永恒之前被艺术净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