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四

叶芝年轻时曾自称有三大兴趣，其一在于民族主义，其二在于诗，其三在于哲学。这些兴趣在他一生中从未减退，而是互相渗透、融合，最终被“锤炼统一”，形成体系。象征的系统性是叶芝诗歌创作的一大特点。而他的全部诗作就是他追求自我完善的一生的象征。

叶芝最初是通过研读传统英诗（斯宾塞、布雷克、雪莱等）和从事神秘主义活动而自发地发展出自己的象征主义的。但他也在批评家阿瑟·赛蒙斯的影响下接受了注重作品本身的法国象征主义的基本理论。在艺术实践中，他不断提出问题，对那些理论重新加以解释，批判的吸收过来，以改进自己的诗艺。他把诗视为一种由意象、节奏和声音构成的复杂的“音乐关系”；这些成份按一定方式结合，产生情感经验的象征，而这种象征非单纯用文字所能表现。他认为，正是建筑在主题之上的象征赋予诗以最终的形式。因此，艺术作品即各种构成因素的形式排列，而引起欣赏者个人感受的是排列的“顺序”。这种顺序并不提供任何意义，却又具有欣赏者根据自己的感受赋予它的一切可能的“意义”：这就是“象征”。假如人们承认他们是为诗的象征所感动的话，那就不再可能否认形式的重要性⁽⁹⁾。为了追求更大的形式，叶芝在不同的诗里反复使用某些主导意象，这样就在诗与诗之间造成某种联系；在每一本诗集里，诗作的顺序不是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的，而是按照主题的相互关联重新组合的，这样，借用叶芝所相信的秘法教义作类比，诗篇与诗篇的象征融会交流，从而造就一个大象征。因此，尽管叶芝多短小篇什，却有论者称他的作品具有“史诗的性质”。

然而，叶芝所注重的形式与先锋派所追求的形式不同。他几乎从不做技巧上的实验创新，不用自由体写诗（可能只尝试过一次，即《美丽高尚的人物》一诗），而是“强迫自己接受那些与英语语言同时发展起来的传统格律”。这是为了避免个人化，而只有非个人的东西才会不朽。“我必须选择一种传统的诗节，甚至我所做的改动也必须看起来像是传统诗节。……我是一群人，我是一个孤独的人，我什么也不是。”⁽¹⁰⁾这就是叶芝，一个在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群体之间来回奔跑的诗人。诚如一位论者所说，他“在现代作家中最具现代感，而无须是现代主义者”。⁽¹¹⁾

埃兹拉·庞德初遇叶芝时称他是惟一值得认真研究的当代诗人，视他为前期象征主义和后期象征主义之间的桥梁。托·斯·艾略特则称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如果说192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含有偶然或非文学的因素的话，那么这两位同时代的大师的评语是否会少点儿恭维和溢美呢？

不管怎样，叶芝一生做了他想做的事情，“我丝毫不曾动摇，/而使某种东西达到了完美”（《然后怎样》），以至在临终时能够对自己的灵魂骄傲地喊出：“冷眼一瞥/生与死。/骑者，去也！”遵照诗人在《布尔本山下》一诗中的遗嘱，他的遗体于1948年从法国运回爱尔兰，归葬于给他的童年以欢乐、给他的诗歌以灵感的故乡斯来沟，这似乎是他完满的人生之旅的象征，而他的灵魂仍驾着飞马珀伽索斯，超越生死，驰向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