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来语诗歌的发展
希伯来语诗歌的发展
犹太人深具宗教精神，且多罹苦难，故在古代，他们所歌所写的一切大都与其宗教和历史有关，几乎没有什么纯文学可言。即便有，也不许进入正统典藉，很难流传下来。著名的《所罗门之歌》（即《雅歌》）就是经过长期激烈争议后才被尴尬地收入“圣经”的，但其中的男欢女爱被曲解成了犹太人对锡安山的宗教感情的讽喻。无论如何，成书于公元前十三至二世纪的“圣经”保存了最古老的希伯来语文学。尽管在它之前和同时都有其它希伯来语文献存在，但至今都已失传了。现存最早的一首希伯来语诗是《创世记》第4章第23～24节的“拉麦之歌”：
亚大和洗拉，听我讲话。
呵，拉麦的妻子，听我说：
有一人伤我，我杀了他；
还杀了个孩子，他打了我。
若杀该隐，遭报七倍，
拉麦报仇，七十七倍。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犹太性格可溯源至此。
在随后的一千年间，不再发现有《雅歌》一类的世俗诗歌传世。这并非意味着绝对不存在这类诗歌的创作，而可能是由于受宗教势力的压抑而未能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是作者姓名大都亡佚了的大量的宗教诗，其形式有悔罪诗、哀歌和祈祷诗，其技巧基本上不出“圣经”诗歌技巧的范围。
公元八世纪初，信奉伊斯兰教的北非柏柏人入侵西班牙，解放了在那里受西哥特人奴役的犹太人。希伯来文化不仅因此复兴起来，而且开始同化吸收新征服者的文化精华。不久西班牙犹太人就开始用阿拉伯语交谈和写作论文了，惟有宗教诗的性质要求其内容必须用希伯来语写作，但其标题往往是阿拉伯语的。而且，犹太诗人还模仿阿拉伯诗人歌颂西班牙城市的技巧来赞美锡安山，西班牙成了希伯来文化的中心；1000～1200年被称为希伯来语诗歌的“黄金时代”。那里涌现出一大批希伯来语诗人，其中最著名的是耶胡达·哈—勒维（1075—1141）。他不仅写宗教诗，而且写世俗诗，甚至爱情诗。
其后，西班牙被基督徒征服，随之而来的是对犹太人施行的迫害、强迫改宗和驱逐。希伯来文化的繁荣中止，中心转移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法国的普罗旺斯和巴勒斯坦的策费特。这些地方的诗人和神秘主义者同样保持着希伯来文学艺术的生命火种。就这样，一代代苦难深重的犹太人薪火相传，走过黑暗的中世纪，迎来启蒙时代的曙光。
十八世纪后期，西欧的犹太人初次获得了公民权。这促使他们急于与周围世界同化，以便结束中世纪式的贫民窟生活。他们认识到，要克服犹太人的隔离主义生活方式，让外界接受他们，就必须借助于理性和知识。于是，他们从对“圣经”诠释的执着转向对科学和世俗文学的研究。希伯来语言又一次复兴，尽管是出于实用目的。希伯来文学也开始从意大利扩展到德国、荷兰、奥地利、俄国等地。1750年，出现了第一本希伯来语杂志。不过，启蒙文学大都是充满乐观主义的宣传品，艺术性低劣，也少有作者至今仍为人所熟知。但是，启蒙运动为希伯来语的真正复活打下了基础，为现代希伯来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现代希伯来诗歌暨文学始自俄国犹太诗人哈依姆·纳赫曼·贝阿里克（1873—1934）。1892年，他发表了《致一只鸟》一诗，立即受到犹太读者的欢迎，不久就赢得了“民族诗人”的称号。贝阿里克的作品反映了他对犹太民族复兴运动的热忱，既有再现犹太历史的长篇史诗，又有描写爱情和自然风光的纯抒情诗。在坚持传统体式和典雅句式的同时，他还努力摆脱“圣经”语言的巨大影响，创造出一种接近正在萌生的希伯来口语的新诗歌用语。同时的重要诗人还有索尔·车尔尼考夫斯基（1875—1943）。他既写抒情诗又写戏剧史诗、歌谣和寓言，试图通过在作品中注入一种自尊精神和对自然与美的高度意识来矫治犹太世界。他的语言风格接近犹太教法典文体。这两位诗人代表着希伯来语诗歌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在20世纪初，他们响应犹太复国主义的号召，先后移居巴勒斯坦地区，“去建设它且被它所建设”。故他们被视为巴勒斯坦而非欧洲犹太诗人。
第二代诗人的主要代表有亚伯拉罕·施隆斯基（1898—1973）、纳坦·阿尔特曼（1910—1970）、丽娅·戈尔伯格（1911—1970）和尤里·茨维·格林伯格（1898—1981）等。他们活跃于以色列独立前和建国初期。
施隆斯基对诗歌语言进行实验创新，并运用丰富的意象歌颂铺路、涸泽、造屋、定居的开拓者们。阿尔特曼的作品贴近现实，具有明显的评论时事的特点，反映了犹太社区各个发展时期的风貌。其语言丰富，体式、语调、韵律、意象和比喻复杂多样。戈尔伯格创作风格较为保守，但她的作品以细腻的笔触描写城市、自然和寻求爱情、联系及注意的人类，拓宽了抒情的幅度。格林伯格的作品则充满愤怒和绝望，主要运用狂暴刚烈的意象和文体处理民族主义运动和反犹大屠杀所造成的身心创伤等题材。这些诗人首次把口语节奏引进希伯来语诗歌；他们还复活古词尾，创造新词语，给古老的文学语言注入了新鲜的生气。
由于移民主要来自俄国，这一时期的希伯来语诗歌主要受俄国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影响，在技巧上则倾向于古典结构和整齐韵式的旋律性。许多作品都被配以乐曲，成为民间文化的一部分，它们反映了诗人们出生国的风物景致和他们对新国家的新鲜观感，以及来自“那里”的记忆和在“这里”扎根的愿望；表达着——如丽娅·戈尔伯格所写——“两个祖国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