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方法

二、方法

查尔斯·奥尔森和罗伯特·克里利说：“形式不过是内容的延伸。”故我译格律诗不采“以顿代步”的机械做法，而自创内容先行的有机齐行法，既能收类似之效，又或许更整齐美观。理论如拙另文《译诗杂谈》所述：

至于诗体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在不同语言之间也是有可能通过平行对应模拟而移植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例如韵式，用拥有大量同音、近音字的汉语模拟任何语言中的种种韵式都不难做到；反之，用英语等西方语言模拟汉语诗的一韵到底就难乎其难了。而节奏呢，用汉语文言固有的三、五、七言格式套装英语传统的抑扬格五音步格式不能算是模拟，当然谈不上形式的移植了。前辈诗译家孙大雨、卞之琳等先生倡导的“以顿代步”法，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虽还不够完善，但行之有效，为格律诗的翻译提供了基本规范。关于此方法的不足，我曾在别处有所讨论，并另撰有专文提出汉语白话诗格律建设之我见。我曾经请教奉行以顿代步之法且卓有成绩的老译家屠岸先生，能否把此法推向极致，例如以汉语的三字顿代替英语的抑抑扬格音步，以二字顿代替抑扬格音步，而在诗行中一一对位呢。他答曰，试过，但很难做到。我还没有认真试过，因为我觉得这样做不大必要（据说现在有位菲律宾华侨施颖洲先生这样译，我读过一两首他的译诗，颇有削足适履之感。他事先把每行字数规定得太少、太死［抑扬格五音步行译为十个汉字］，每每回旋不开，而产生局促、不自然的效果。他这种译法与“以顿代步”法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更加严格一些而已）。理由是“以顿代步”本来就是一种权宜之计，尽管目前似乎还没有更好的方法替代它。汉语和英语的节奏不同，一属声调音节型（tonal—syllabic），一属重音音节型（accentual—syllabic）；前者与语音的平仄有关，后者则与语音的轻重有关。所谓“音顿”（或称“音组”）与“音步”亦是两回事，一多基于语义，一纯基于语音；所以二者之相替代实际上是各说各话，与五、七言之于抑扬五音步格似无本质的区别。既如此，我便不拘泥于顿与音步在数量上的对应，而是着眼于译文本身的齐整美观。汉语的节奏是依赖音节数的，故汉语格律诗多是所谓“豆腐块”。英语、法语等西方语言的节奏也在不同程度上依赖音节数。他们的诗行拼写出来固然长长短短，实际上各行的音节多少大致相等，也就是说，诗行仍是整齐的。那么，在译文中整齐诗行，不仅符合汉语习惯，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与西诗原文的形式有所对应。或问，此法与用汉语传统诗体译西洋诗有何不同。曰：亦无本质的不同，只不过我不用文言而用白话，不仅限于用五、七言，而以足够表意为准。实际上，用现代白话译西诗，如果设定一行十字左右，那么自然就有五、六顿，因为现代汉语最基本的顿只有二和三音节两种。这与“以顿代步”的效果也差不多，但增加了视觉上的美感。其实，节奏是语言的固有成分，是无法移植的；诗歌形式中能被移植的部分只有体式（行数、分节）、韵式等人为规定。

如上所述，以卞之琳为代表的“以顿代步”法失之严整不足（后来他虽又提出“参差律”作补充，但二、三字顿的相间仍是随意的、无规律的）；施颖洲的方法则失之严整太过（他把字顿的排列规律化了，且给汉字强分轻重，但忽略了拗变格），但二者更主要的共同之弊却在于，他们都事先规定了每行的字数或顿数。这就多少难免以形害义、削足适履。翻译与创作有所不同：后者弹性较大，用固有的体式格律来作并不甚难；而前者的意义容量大体已定，若再用事先规定的体式规格来装箱，势必会遇到过大者则压缩之，不足者则抻长之的勉强情形。我的方法则不同，我不事先规定每行的字数或顿数，而是首先让意义内容自然延伸，来决定字数的多少，然后再加以整顿，使诗行整齐（如果原诗是整齐的话）。诗行一齐（即字数相等），各行顿数自然大致相等（但不必非五顿不可）。实际操作起来，行短者可设法添加虚词衬字（如元曲做法），行长者可设法省减虚字、凝炼措辞（但不可损减意义），使之向占多数的字数相近的诗行看齐；重要的是要做到松而不散，紧而不挤，透气，自然，“仿佛瞬间的灵感”（叶芝语），“天然去雕饰”（李白语）。如果实在做不到整齐，也只好暂时放弃，而不应削足适履。

译自由诗一如译格律诗，除了不必押韵之外，别的方面（例如转行或曰跨行）也许更须讲究。

方法虽简单，但要产生好的效果，还在于译者个人的素养和功力，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