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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胡达·阿米亥（Yehuda Amichai）1924年出生于德国乌尔兹堡。1935年，也就是希特勒上台三年后，作为第三次欧洲犹太人回归故土大移民浪潮中的一分子，随父母迁居巴勒斯坦地区。在耶路撒冷中学毕业后，于1942年志愿在英军中的犹太人支队服役，参加对德作战。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参加以色列军突击队。战后在希伯来大学继续求学。毕业后在中学教授希伯来文学和“圣经”达二十年之久。现仍居耶路撒冷，在一所师范学院和希伯来大学任教。结过两次婚，生有二男一女。（阿米亥于2000年9月逝世。——译者）

阿米亥从40年代后期起开始在杂志上发表诗作，1955年出版第一本诗集《现在和在别的日子里》。这标志着一派新的希伯来语诗人的出现，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力图改造古老而高度文学化的希伯来语，以使之成为能够描写现代情感、现代关系、现代战争的有效媒介。

希伯来语可说是一种历史的畸形儿，它不是自然有机地发展着的，而是被有意识人为地保存、复兴和现代化的。自从大约两千年前耶路撒冷被古罗马人夷为平地，犹太人被逐出故土，流散到世界各地，十多个世纪以来，希伯来语仅用于宗教仪式、教义研究、诗歌和墓铭制作，而不用作日常口语了。这意味着这种语言已实际死亡。直到十九世纪中叶，随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复活希伯来口语的趋势自然而然成为犹太民族的文化生活更新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愈来愈多的希伯来语文学作品问世，愈来愈多的犹太人开始在日常生活中说希伯来语。在英国托管巴勒斯坦地区时期（1918—1948），希伯来语与英语和阿拉伯语一道被确认为该地区的官方语言。其词汇量从圣经时代的8，000词增至120，000词。如今的希伯来语已成为一种丰富的活生生的语言。以色列政府还成立了希伯来语言研究院专门指导和规范该语言的发展。

阿米亥虽说是犹太人，但对他来说，希伯来语并非第一语言。因此，他对这种语言的历史性和奇特性有着敏感而深刻的意识，这便使他的作品从内涵到风格都显得与他的同代人有所不同。他所使用的诗歌语言主要是他周围人们日常实际所说的口语，同时也吸收“圣经”等古代典籍中的文学语言。他写道：“现在，说话，用这疲惫的语言，/这从它在圣经中的沉睡撕扯出来的语言：/盲目地，它从一张嘴到另一张嘴徘徊着。/那曾描述过上帝和神迹的语言/现在说：/汽车、炸弹、上帝。”（《民族思想》）

希伯来语诗歌创作从“圣经”时代至今一直未间断过，既有悠久的内在传统也受各种外来影响。传统诗虽不乏抒写个人悲欢之作，但侧重于表现犹太人宗教和民族生活主题，现代诗则愈来愈多地展示个人经验。在欧洲犹太人启蒙时期（1781—1881），随着犹太人应享有充分公民权和犹太生活世俗化的提倡以及号召犹太人回归故土、重建家园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萌芽，一种与传统诗歌表现方法的决裂也开始悄然出现。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人有海姆·纳曼·贝阿里克（1873—1934）和索尔·车尔尼考夫斯基（1875—1943）等。他们在二十世纪初与许多欧洲犹太人一起移居巴勒斯坦地区，“去建设它又被它所建设”。这些移民当中还包括被视为现代希伯来语文学之父的小说家约瑟夫·海姆·勃莱纳（1881—1921）和希缪尔·约瑟夫·阿格农（1888—1970，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贝阿里克的作品反映了他对犹太民族复兴运动的热忱，既有再现犹太历史的长篇史诗，也有描写爱情和自然风光的纯抒情诗。在坚持传统体式和句式典雅的同时，他摆脱前人圣经式语言的巨大影响，创造了一种接近正在萌生的口语的新希伯来语诗歌用语。车尔尼考夫斯基既写抒情诗也写戏剧史诗、歌谣和寓言。他试图通过注入一种自尊精神和对自然与美的高度意识来矫治犹太世界。他的语言风格接近犹太教法典文体。贝阿里克和车尔尼考夫斯基代表着希伯来语诗歌从古典到现代的过渡。

第二代诗人的主要代表有亚伯拉罕·施龙斯基（1898—1973）、纳坦·阿尔特曼（1910—1970）、李·戈尔伯格（1911—1970）和尤里·茨维·格林伯格（1898—1981）等。他们活跃于以色列独立前和建国初期。

施龙斯基对诗歌语言进行实验创新并运用丰富的意象歌颂铺路、涸泽、造屋、定居的开拓者们。阿尔特曼的作品贴近现实，具有明显的评论时政的特点，反映了犹太社区各个发展阶段的风貌。其语言丰富，体式、语调、韵律、意象和比喻复杂多样。戈尔伯格创作风格较为保守，但她的作品以细腻的笔触描写城市、自然以及寻求爱、联系和注意的人类，拓宽了抒情的幅度。格林伯格的诗作充满愤怒和绝望，主要运用狂暴刚烈的意象和文体处理民族主义运动和纳粹大屠杀所造成的身心创伤等题材。这些诗人首次把口语节奏引进希伯来语诗歌；他们复活古词语并创造新词语，给古老的希伯来语注入了丰富而新鲜的生气。

这一时期的诗歌深受俄国未来主义和象征主义及德国表现主义影响，在技巧上倾向于古典结构和整齐韵式的旋律性。许多作品都被配以乐曲、成为民间文化的一部分。它们反映了诗人们出生国的风物景致和他们对新国家的新鲜观感，以及来自“那里”的记忆和在“这里”扎根的愿望，表达着——如李·戈尔伯格所写的——“两个祖国的痛苦”。⁽¹⁾

耶胡达·阿米亥属于第三代诗人。他们通常被称为“独立战争一代”，其中的重要诗人还有拿单·扎赫（1930—）和大卫·阿维丹（1934—）等。这一代以本土出生且以希伯来语为母语的年青人为主体的战后新诗人倾向于降低声调、退避集体经验、对现实作自由观察、采用自由诗体以及从以普希金、席勒等欧洲古典和浪漫主义作家为主要偶像转向接受现代英、美诗歌影响。阿米亥善用的反讽、悖论和玄学比喻等手法也都成了较他略年青的同代诗人作品的共同标志和特点。他们宣告了观念性诗歌的终结以及与战前古典结构和整齐韵式传统的决裂，真正完成了希伯来语诗歌的现代化。

在使用当代希伯来口语写诗的实践过程中，阿米亥也得力于对现代德语和英语诗的熟悉。他的第二本诗集《两个希望之遥》（1958）显示了他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各种传统诗体所做的实验，巩固了他在第一本诗集中所做的希伯来语诗歌语言和韵律的革新。批评家M·明德林评论说：“他把儿童眼光的天真与士兵的粗鲁、柔情与对生命代价和国家建设中价值观的敏感结合起来，完善了一种能够捕捉以色列生活万花筒所有细微处和矛盾的诗歌工具。”⁽²⁾至此，阿米亥已被视为重要诗人了。

其后，他又出版了诗集《在公园里》（1959）、《诗1948—1962》（1963）、《此刻在风暴中》（1968）等。所有他的诗作都显示出营造悖论和不寻常意象的天才和嗜好。一如他的用语兼容希伯来文言和当代白话，他的意象则并置当代事物和传统或“圣经”典故，从而造成惊人的对照和具有反讽意味的戏剧性场景。

在某些批评家看来，阿米亥对意象的迷恋似乎有点儿过分。他们认为诗集《并不为了记忆》（1971）就显露出“危险的矫揉造作风格的征兆”。但另一些评论者则认为“他的诗作的意象中有一种强有力的真切可感的因素”，这主要表现在诗集《耶路撒冷之歌》（1973）中。在这本诗集中，人到中年的诗人“在构成他生活的快乐和悲哀的振幅之中获得了一种不确定的宁静，从这种宁静中升起了他的诗歌本质的抒情性”⁽³⁾这两本诗集与随后出版的主要以爱情为题材的《这一切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幸福》（1974）一道确立了阿米亥作为当今以色列最杰出诗人的地位。迄今为止，他已出版希伯来语诗集十数种。

从1968年起，阿米亥的作品被英美诗人和翻译家们大量翻译成英文。至今他的每一本诗集几乎都有英译本。其中有两种还是他亲自动手翻译的，即《阿门》（1977，与泰德·休斯合译）和《时间》（1979）。泰德·休斯说：“翻译是诗人自己做的。我所做的仅仅是改正较不通顺的怪异之处和语法及惯用法错误，以及更动措辞和行尾。我首先想保留的是阿米亥自己说英语的声音的语调和节奏……庞德所谓的第一诗歌美德——‘心之音调’……它们是耶胡达·阿米亥自己的英语诗作。”⁽⁴⁾

《阿门》标志着阿米亥诗风从意象繁复炫目到简洁真朴的转变。休斯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随着它们变得更开放、更单纯、外貌更朴拙，它们也变得更赤裸裸地现实、更活生生的精确。它们开始传达真实事件的震惊。无论心思的跳跃多么神秘或怪诞，最终的效果总是极端单纯和直接的。人们不再那么留意一位令人目眩的天才诗人的技巧，而是留意他所经历和感受的真实事物的讲述……”谈到这本诗集的题材时，休斯说：“几乎他所有的诗作都是披着这样或那样伪装的爱情诗……在以战争、政治和宗教的词语写他最隐私的爱情苦痛的同时，他不可避免地要以他最隐私的爱情苦痛的词语写战争、政治和宗教。”⁽⁵⁾美国批评家M·L·罗森特尔也似有同感，他认为《阿门》中的许多最优秀作品是写“爱情的欢乐和灾难。失败的性能力、失落的关系和破裂的婚姻等主题使这本书笼罩着一种苦涩的阴影，其痛苦程度可与以色列战争中一切死亡和苦难相比拟，以至于这两类情感不可分割地融会在一起”。⁽⁶⁾罗歇尔·拉纳也说：“阿米亥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普遍事物只能通过最个人的经验而接近。这些诗里没有愤怒，极少罪疚，只有一种平静的接受和沮丧力图充满爱和关怀。”⁽⁷⁾他们一致看到，阿米亥极少空泛地处理民族、宗教、政治等大题材，而往往是聚集于个人日常经验，诚实的镜头不可避免会折射出个人所处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从而又可推知这相同背景之中普遍的人类遭遇和情感。

《时间》包括八十首相对独立的无题抒情短诗。实际上“时间”既是它们的总题也是它们的主题。它们似随意拾取的时间长河中飘流而过的一枝一叶，聚在一起拼贴出历史的季节、圣城的风景、肉体的存亡、灵魂的永恒。与《阿门》相比，《时间》更具整体性。虽然诗人仍保持一贯的自白风格，但他的目光更多地从自顾移向顾他，他的灵魂末梢更深地浸入犹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之中。美国评论家杰斯卡·凯思勒在该书问世当年评论说：“阿米亥混合起他自己的哀伤、个人历史、怀旧感、幽默感和一种特别犹太式的混合物，其中包括坚忍的引退和接受、历史、人民、个人不幸和非常深沉的、对于他的时代几乎是无法定义的快乐，以及那更大的、他称之为时间的连续物。……有许多甜蜜而哀伤的诗作是关于爱——多为旧日的爱和失去的爱：背景是以色列多姿的风景；关于悔恨和忧伤的诗作……中年恋人的忧伤；但《时间》的展示主要是对生命及其临终岁月的一次盘点。”⁽⁸⁾

的确，时间是阿米亥诗作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作为犹太人，阿米亥对民族生存的延续——历史——极为敏感；作为一个人，他尤其对时间在人身上刻下的年轮——年岁——敏感。年岁的增长给他添加忧愁和恐慌，尤其是年过不惑之后：“我的生命是四十二年的破纸”（《她知道》）。然而此后则是渐来的生命退潮的恬静：“一个人愈老，他的生活就愈不依赖/流逝变幻的时光”（《这一切造成一种奇异的舞蹈节奏》）。像爱尔兰大诗人W·B·叶芝一样，阿米亥老当益壮，充分证明了自己是在时间激流中游泳的强者。他的创作同样弥老弥丰，愈老愈精。对于他来说，时间不再意味着生命的消亡过程，而是通往完成和永恒的摆渡。

八十年代以来，阿米亥又出版了诗集《大宁静》（1980）、《情诗》（1982）、《神恩的时刻》（1982）、《你本是人，仍要归于人》（1985）、《拳头也曾经是伸开指头的手》（1990）等。他曾多次获得诗歌大奖，如施龙斯基奖、阿克姆奖和以色列诗歌奖等，还曾多次受聘为欧美及埃及各大学访问诗人，并多次出席国际诗歌节。至今他的作品已被译入二十多种语言，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以下摘引一些欧美诗人和评论家对阿米亥的评价：“他是我们的伟大诗人之一。……他的语调令人永远难忘”（《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在纯粹的想像力方面，在不断更新的诗歌涉及现实之能力的意识方面，阿米亥在以色列舞台上无人可比，也许在世界范围内也少有匹敌”（罗伯特·阿尔特）。“耶胡达·阿米亥是迄今世界上六七位头号诗人之一。他找到了一种声音能够跨越文化界限说话，一种眼光能够使现代以色列公民兼战士的冲突经验代表人类的冲突经验”（马克·鲁德曼）。“他的力量所显示的幅度和忠实的、人性的一贯性应确立他作为本世纪主要国际诗人之一的地位”（唐纳德·瑞维尔）。“阿米亥已跻身于那少数、罕见、永恒的诗人之列——希克梅特⁽⁹⁾、米沃什⁽¹⁰⁾、巴耶霍⁽¹¹⁾——他们通过重新定义我们的高尚品质，通过以其多重自我的声音对我们说话而为我们每个人和全体代言”（斯蒂芬·伯格）。“耶胡达·阿米亥，在最佳状态时，他是最佳的”（欧文·豪）。

虽然阿米亥主要是诗人，但他最先却是因一部长篇小说《不属于此时，不属于此地》（1963，英译本1968）而闻名欧美的。这“第一部由以色列人写的关于纳粹大屠杀的重要小说”现已成为现代希伯来语文学中的经典作品了。另外，他还写有一部长篇小说，一部短篇小说集，一部剧作集和三本儿童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