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层面

一、理论层面

20 世纪80 年代,“社会资本”理论已经开始走上了正轨,进入了完善阶段,通过布迪厄、科尔曼和林南等几位社会学家独立详细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一)关系主义

在当今很多社会资本的研究中,皮埃尔·布迪厄是不得不提及的一位学者,他是最早对社会资本做出明确定义的专家。社会资本“由社会义务或联系组成”,“它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些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这一网络是同某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 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资本的三种基本形态之一,其余的是经济和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只是基础位置、社会资本以及文化资本同时会依赖经济资本,经济资本成为个人资本主导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社会资本以关系网络的形式存在的主张形成了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关系网络创造了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有价值的资源,并向成员提供集体所有的资本,即成员相互信任的可信度。一般认为,布迪厄是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来研究社会资本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迪厄开创了社会网络分析的社会资本研究。[1]

(二)结构功能主义

詹姆斯·科尔曼是在理论上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具体界定的第一位社会学家。科尔曼没有继续布迪厄的观点,他认为社会资本包括两个要素:一是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的一方面,在结构内社会资本便利个体的某些行动。二是结构的任何一方面是否是资本,取决于它是否对参与某种活动的某些个体发挥功能。科尔曼强调了社会资本的结构性质及其公共产品性质,认为社会资本代表了与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关系。在科尔曼看来,社会资本就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中,并为社会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有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2]

(三)弱连带优势主义

美国著名学者格拉诺维特(Granovetters)在20世纪70年代就研究了社会网络关系在个人求职中的作用。他发现当个人运用他们的社会网络来找工作时,他们更可能通过弱关系而非强关系找到工作,即“弱连带优势理论”(strength of weak ties)。在格氏看来,“强关系是群体内部的纽带,由此获得的信息重复性高,而弱关系是群体之间的纽带,它提供的信息重复性低,充当着信息桥的作用。”[3]

日本学者福山的观点:“社会资本是从社会或社区中流行的信任中产生的能力。”社会资本可以理解成为是社会成员之间共享的一种价值观或是隐形的规范,能够促使大家的合作,有了这种信任的存在才有可能促进大学生的就业,但主要注意的是信任一定不能局限在家人和亲朋之间,应该是更为广泛的信任。

(四)社会资源主义

在多位学者对社会资本做出研究之后,美籍华裔学者林南通过个体行动的角度来对社会资本提出了较为全面的定义,他修正了“弱连带优势主义理论”,强调了“社会资本是投资在社会关系中并希望在市场上得到回报的一种资源,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或流动的资源”。林南定义社会资本时强调了社会资本在投资过程中使用了工具性行动和表达性行动,那么本文在讨论求职和社会关系的问题时多使用的是工具性的行动,即个体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采取的行动,行动中手段和目标是相互分离的。对工具性行动而言,可以确认三种可能的回报,即经济回报、政治回报和社会回报,每一种回报都可被视作增加的资本。对情感性行动来说,社会资本是巩固资源和防止资源损失的一种工具,原则上是接近和动员享有利益和控制类似资源的其他人,因此为了保存现有资源,可以储存和共享嵌入性资源。情感性回报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三个方面。对工具性行动和情感性行动的回报经常是彼此增强的。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的特色在于社会资源的视角和个体主义方法论。

林南强调,决定个体所拥有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有三个因素:一是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二是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三是个体与网络成员的关系强度。与科尔曼和普特南不同,林南是从个体主义原则出发的关系论视角来弘扬结构中的行动者的选择能力。考虑到人的行动或互动的动机,他把人的行动划分为工具性行动和情感性行动,并认为情感性行动在行动中占有基础地位,实际上就是承认了人的意识活动中的理性与感性层面及感性相对于理性的基础性。林南从个人主义的视角发展了社会资本理论,并综合以往的研究成果,突出了社会资本的两个重要属性:关系性和生产性,为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4]

表8.1.1 关于社会资本的争论

(五)李惠斌和杨雪冬的定义

国内比较得到认同的是李惠斌和杨雪冬的定义,他们认为,社会资本是指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的以规范、信任和网络化为核心的,从数量和质量上影响社会中相互交往的组织机构、相互关系和信念,是社会机构、社会成员互动作用的具有生产性的社会网络。即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或组织通过与内部、外部的对象的长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这些关系背后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信仰和行为范式。在这个概念中,社会资本是长期累积形成的,不仅表现为个人、组织相互关系的认同性、互利性,而且体现了这些联系的稳定性和扩展性,同时也反映了社会资本形成发展的路径依赖特征,即社会资本通过家庭、关系网络、社会信任和互惠、惯例等形式发挥出来。[5]

边燕杰对社会资本领域的研究在国内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的“强关系力量假设”对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和格拉诺维特的“弱关系力量假设”做出了精炼的概括并提出了新的挑战。他指出:“在中国计划经济的工作分配体制下,个人网络主要用于获得分配决策人的信息和影响,而不是用来收集就业信息。……因此,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可以充当没有联系的个人之间的网络桥梁。”同时,在中国的家族和亲族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正处于转型经济的社会背景下,弱关系理论在我国的解释能力还是比较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