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社会资本与就业的关系
社会资本的主要来源是家庭。家庭能够产生信任、互惠和规范等道德标准（Dietlind Stole，2003）。家庭在抚养孩子的同时还担负着孩子社会道德的建立、教会他们怎样与人相处的责任，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一）家庭社会资本存量
在历年的数据调查中“择业对你影响最大的是？父母、导师、朋友、不受其他人影响”，其中父母的比重是比较高的。但是从发展趋势来看（图8.2.1），近几年受父母影响的比重在不同学历层次的毕业生的表现中总体呈现下降的态势。
图8.2.1 不同学历择业受父母影响的比重
但分析其他影响要素看出，家庭还是大学毕业生择业影响的重要因素，大学毕业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一种“先赋地位”，在测量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中，家庭的社会阶层、经济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讲都占一定比重。
从家庭的角度研究社会资本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郑洁，她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角度分析了大学生就业与社会资本的关系；陈成文、谭日辉以父母的社会地位等因素来界定大学生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就业的影响；康小明通过对家庭社会资本指标的分析来研究社会资本对职业发展成就的影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也做了相关研究，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1.父母受教育程度
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体现了一个家庭的社会资源，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25岁至64岁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97年，其中受过高等教育者只有5.0%。以上的调查截止的时间已经过去10多年，被调查者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分布态势基本相似，2012 年甘肃被调查高校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如图8.2.2。
图8.2.2 近三年父母亲受教育程度的均值
在所调查的高校的父母受教育程度中，父亲的学历主要集中在“初中”和“高中”分别在1/3 左右，其次为“小学”；而母亲的学历要偏低一些，主要集中在“小学”和“初中”。总体来看，父母受过高等教育（大专以上）的比例并不高，父亲平均占19%，母亲平均只有10.7%，而父母受教育水平会影响其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或是职位，由此也带来不同的社会声望和不等的社会网络关系。
2.父母从事的职业
父母从事的职业又是衡量一个家庭社会资本的指标，在这里笔者借鉴已有的研究将职业进行了分类：职业体力劳动者、普通职员、中层管理者、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自雇用者这六类，这六类职业中体力劳动者的社会资本较低，管理者和单位负责人的社会资本属于中高水平。
从历年调查结果的均值来看如图8.2.3，大部分毕业生的父母的职业是“农民”，其次是“工人”，同属于体力劳动者的范畴。“干部”的比例均值分别是6.2%和2.7%，所以甘肃部分高校的父辈阶层所积累的社会资本普遍较低。
图8.2.3 父母所从事的职业
3.家庭经济收入
社会分层是社会分化的三个维度之一，社会分层的本质是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13]。收入又是反映或衡量人们经济地位高低的常用方法，最常用的收入分层法有五等分法和基尼系数法。从本质上来说，收入分层和生活资源分层同属于经济分层的不同形式，两者所不同的是，收入分层是从分配角度考虑的经济分层，而生活资源分层则是从消费角度考虑的经济分层。
其中的2010年的数据表明如表8.2.1，被调查的毕业生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多数处在“贫困阶层”，家庭处在“温饱阶层”的占21%，“中间阶层”及“小康阶层”一共占23.2%。由于甘肃省无论城镇还是农村人口的人均纯收入较之全国其他省份是比较低的，2010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3425 元。而2010 年被调查的学生中有65.2%的学生来自农村，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人均收入水平。所以这些大学生家庭经济存量并不足，郑洁教授的研究利用了MLR模型表明，回归系数为负值表明大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他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水平越高，相反则社会资本水平较低。调查组又在此基础上分析了2007—2013年的数据，态势基本相似。
表8.2.1 人均年收入分层（2010年）
在历年的涉及收入的调查中，调查组抽取了全部数据里10%收入人均偏低的家庭，与10%收入较高的进行了横向的比较。将“已经确定就业单位、考研、出国”归为“确定去向”的人群。从历年的数据来看，家庭人均收入高低对大学生是否在毕业后有明确的去向是有一定帮助的。我们之前也谈过，坎贝尔等一些学者研究发现，社会网络的资源组成与职业声望和家庭收入等存在着正相关关系[14]。那么是否意味着家庭收入越高，社会网络资源越丰富，对于就业所掌控的资源也就越丰富，有效信息的利用率或是成功率也就越高呢？
（二）家庭社会资本与就业关系的分析结果
表8.2.2 中的显著性水平（双侧检验）的临界标准值为0.01，显著性水平（单侧检验）的临界标准值为0.05。如果SPSS 数据测算出来的显著性水平（双侧检验）大于0.01，说明两者相关性不强，如果显著性水平（单侧检验）大于0.05，说明两者相关性不强。表8.2.2 反映出，2007 年父亲受教育年限与联系单位个数之间相关系数r=0.052，p=0.003＜0.01，说明两者显著，2009 年母亲受教育年限与联系单位个数之间的相关系数r=0.34，p=0.040＜0.05，说明两者显著，2010 年母亲受教育年限与联系单位个数之间的相关系数r=0.123，p=0.005＜0.05，说明两者显著，2013 年父亲、母亲受教育年限与联系单位个数之间的相关系数r=0.120，p=0.004＜0.05，母亲的相关系数r=0.100，p=0.008＜0.05，说明两者显著。2008 年家庭总收入与联系单位个数之间的相关系数r=0.87，p=0.000＜0.01，说明两者显著，2009 年家庭总收入与联系单位个数之间的相关系数r=0.66，p=0.001＜0.01，2007 年家庭总收入与搜寻成本之间的相关系数r=0.104，p=0.000＜0.01，说明两者显著，可见上述因素与大学生求职之间存在相关性。而2007年母亲受教育年限，2008年父亲、母亲受教育年限，2009年父亲受教育年限及2007年家庭总收入与联系单位个数之间不显著，2008年家庭总收入，2009 年家庭总收入与搜寻成本之间不显著。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出以下结论，父母受教育年限与毕业生工作搜寻有一定的关系，父母受教育年限越长，毕业生搜寻会更加努力，但是联系的单位个数不一定越多。同样，家庭年收入水平越高，毕业生的搜寻强度也越大。总体来看，对于甘肃大学生而言，家庭背景因素对大学生求职过程的影响不大。
表8.2.2 大学毕业生家庭背景与求职过程的相关性分析
续表8.2.2
注：图中的大学毕业生包括本科生、专科生；**表示相关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双侧），*表示相关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单侧）
表8.2.3 中的显著性水平（双侧检验）的临界标准值为0.01 和0.05。如果SPSS 数据测算出来的显著性水平（双侧检验）大于0.01 或者0.05，说明两者相关性不强。表8.2.3反映出，2007年父亲受教育年限与联系单位个数之间相关系数r=0.96，p=0.019＜0.05，说明两者显著，2007年母亲受教育年限与联系单位个数之间的相关系数r=1.09，p=0.009＜0.01，说明两者显著，2008年父亲受教育年限与联系单位个数之间的相关系数r=0.75，p=0.028＜0.05，说明两者显著，2013年父亲、母亲受教育年限与联系单位个数之间的相关系数r=0.139，p=0.000＜0.05，r=0.250，p=0.000＜0.05，说明两者显著。
表8.2.3 研究生家庭背景与求职过程的相关性分析
续表8.2.3
注：**表示相关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双侧），*表示相关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单侧）
2009 年家庭总收入与联系单位个数之间的相关系数r=0.92，p=0.029＜0.05，说明两者显著，2007年家庭总收入与搜寻成本之间的相关系数r=0.077，p=0.044＜0.05，说明两者显著，2009 年家庭总收入与搜寻成本之间的相关系数r=0.96，p=0.023＜0.05，说明两者显著，可见上述因素与大学生求职之间存在相关性。而2008 年母亲受教育年限，2009 年父亲、母亲受教育年限、2007 年家庭总收入、2008年家庭总收入、2010年家庭收入与联系单位个数之间不显著，2008年家庭总收入与搜寻成本、2010年家庭总收入与搜寻成本、2013年家庭总收入与搜寻成本之间不显著。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出以下与大学生求职过程（本科生、专科生、高职生）完全相同的结论，父母受教育年限越高，毕业生工作搜寻越努力，联系的单位个数不一定越多。家庭的年总收入越高，毕业生工作搜寻越努力，联系的单位个数不一定越多。家庭的年总收入越高，工作搜寻成本不一定越多。可见，对于甘肃研究生而言，家庭背景因素对研究生求职过程的影响因素不大。
总之，甘肃高校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由于家庭社会资本存量不足使得其对求职过程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