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史研究的状况

中国农业史成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并不很早，可以说是最近二十多年来的事情。在清代的考据学者中，虽然有的像程瑶田，研究过《周礼》的沟洫制度，或有入对古代主要粮食作物的比例倾注过精力，研究什么是“九谷”〔1〕，但这都是为了解释古代经典，实际上并没有把中国农业在各个时代的经营方式或其变化发展过程当做研究的对象。在历史学的领域，中国历史的各种问题虽已开始进行详细的研究，社会经济史方面有了发展，但对农业史的研究却长期以来无人过问。

中国农业史研究的开始之所以如此之迟，与中国社会的所谓停滞性理论不无关系。所谓的停滞性理论，是一种认为中国社会没有自力发展成新时代的内在能力的观点，它特别从中国社会迟迟没有实现近代化这一观点出发强调了这一观点。这种停滞性理论同时与东方专制主义的理论互为表里，认为尽管改朝换代但强大的君主权力统治依然存续，并受到了社会停滞性的支撑，而且得到了发展。

人们认为最能具体地反映中国社会的这种停滞性的，正是中国的农业。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农业在园艺上的集约性方面是有其高度水平的，但那只是从远古持续下来的技术，几千年来未曾经历过任何的发展。例如，金著《四千年的农民》〔2〕，可以说这部书的标题就最能反映这种观点了。

所谓的停滞性的理论，本是随着西方近代社会的形成，为了确立自我意识，而作为与西方社会对比的一种相反的概念，与东方专制主义的理论同时提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作为认识西方社会价值的素材而设想出来的。因此，它是固定化了的最终概念，不是从作为自己的历史而探讨东方社会的内在历史逻辑的观点出发引进来的理论。但是在我国，从置身于同西方文明对等地位的近代自我形成这一观点出发，在对待中国社会时也不加批判地引进了这种停滞性理论，认为理解中国社会的目的在于掌握其停滞性的由来及其持续的机械论。也就是说产生了一种受倒置的逻辑支配的倾向。显而易见，不管你是否意识到，这种态度多少都要受到对中国优越感的支持。在这种对问题的看法之下，当然不会想到重新研究作为具有停滞性质的现象的中国农业的历史过程。

我国的中国农业史研究，倒可以说从一开始就不以这种西方的东方观为媒介，而是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在我国，第一个感到有必要研究中国农业史并着手进行研究的，是加藤繁先生。不言而喻，加藤是我国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开拓者，他主要在土地制度史、财政史、货币制度史、商业史和产业史等方面留下了先行者的业绩，晚年对农业史也非常关心，并且以品种的演变为线索，考察江南的水稻栽培史，或是弄清东北豆饼在清代扩展到中国本土后与江南农业使用人造肥料的关系等等，而着手研究当时尚未开拓的领域。加藤所关心的对象是中国农民在各时代的生活方式，这里的问题不是抽象的农民的性格，而是要掌握日常生活中的农民的具体面貌。因此可以估计，研究的对象是他们用什么方法栽培什么作物。加藤进行农业史研究，主要是在1940年至1945年期间，但是令人惋惜的是，他不久就在1946年逝世了〔3〕。

与加藤几乎同时着手研究中国农业史的是天野元之助先生和西山武一先生。天野早就以研究中国农业经济闻名于世，他的二十多年来的当地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巨著出版发行〔4〕，他还发挥其在当地进行研究的经验，以其所见所闻的有关中国农业的丰富知识为基础，着手进行了关于中国农业史的研究〔5〕。天野在战后返回日本以后，精力充沛地专心致志于中国农业史的研究，陆续发表了研究成果。他的研究重点是弄清各时代的农业技术，不仅对中国犁耕法的发展过程和水稻栽培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周密的研究，而且特别对殷周直至清代的每个时代的农业技术和农业结构都进行了概观性的研究，显示了他那精力充沛的研究成果。此外，天野的研究涉及到与农业技术有关的一切方面，其研究成果《中国农业史研究》〔6〕只不过是他的业绩的一部分。因此，天野的业绩可以说是在于他的研究业绩本身证明了中国农业史研究是今天中国历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研究领域，而且天野的研究使中国农业史的研究得到了飞跃的发展〔7〕。

与天野几乎同时着手研究中国农业史的是西山武一先生，他的早期业绩也产生于在北京居住的时代。当时，我已经对中国农业史感到兴趣，偶有机会阅读西山投稿到北京报刊上的概观中国农业史的短文〔8〕，并且作了笔记，多次反复阅读，使我内心产生一种抑制不住的激动。西山的研究是先从整理中国古农书开始的〔9〕，后来特别攻读现存中国最古的农书《齐民要术》，开始根据不同的版本，进行校订工作〔10〕，并且对其中记载的主要粮食作物进行了比较〔11〕，终于在战后回国后为影印出版镰仓时代的抄本、尾张德川家所藏（现藏名古屋市）的金泽文库版本《齐民要术》作出了努力〔12〕，还进而推动对《齐民要术》的研究，在同熊本幸雄进行合作之下完成了《齐民要术》十卷本难巨的译注工作〔13〕。西山在进行这项工作的同时还发表了关于中国稻作农业发展的重要研究论文〔14〕。

我国的中国农业史研究是由上述三位先行学者开始进行并且发展起来的。我很幸运地直接得到了这三位先行学者的教诲和指导，使我感激不尽。

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学术界，早就有先行的业绩，例如徐中舒发表过关于耒耜起源的卓越研究〔15〕，南京大学万国鼎指出《齐民要术》的重要性〔16〕，杨联升从《四民月令》考察东汉时代的农业生产〔17〕等等，但是农业史研究的迅速开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这与重新研究中国古农书不无关系。这一方面是为了响应如何继承本国文化遗产这个课题，同时也是为了响应提高新中国的农业生产力这个当前的要求。为此，出版了附有解说的中国古农书目录〔18〕，翻印出版了王祯的《农书》、《便民图篡》，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张履祥的《补农书》，汪日桢的《湖蚕述》等古农书。对于每一种农书，还出版了大量的研究书籍，例如：对于被视为最古农书的《吕氏春秋·士容论》中的上农篇以下四篇，夏纬英以农学知识为基础出版了精密的注释书〔19〕；对于作为轶文残留下来的汉代农书代表著作《氾胜之书》，西北农学院石声汉和南京大学万国鼎分别出版了校译本〔20〕；对于《齐民要术》，石声汉出版了详细校注和附有现代汉语译文的研究书〔21〕。对于明清时代因其特色而引人注目的《补农书》，也出版了陈恒力的研究成果〔22〕。同时还出版发行了研究农业史的专门刊物。以上都是引人注目的〔23〕。

随着上述研究状况的活跃进展，中国农业史的问题所在也逐渐清楚了。但是这里还需要补充几句，即上述中国农业史研究的开展主要是以作物论或犁耕法等技术发展作为中心课题。不言而喻，这是因为人们认为要从被视为停滞的中国农业中发现其发展的性质，首先探讨农业技术的变化发展，才是与停滞论针锋相对的命题方法。但是，农业史的研究不是只以农业技术为对象的。不言而喻，为了使技术的发展作为生产力的发展反映到社会方面，就需要把农业技术与土地制度的关系，与中国农业必备的条件治水灌溉的关系，与村落和家族等带来的农业劳动力的构成的关系等等，作为生产关系的总体加以考察。尽管如此，农业史研究还是以技术内容的变化发展为中心进行的，这不外是因为这个问题一向最不为人们所注意，因此也正是当务之急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