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山西地区
在这个地区虽然没有看到棉花、棉布作为本色被派征的事例，但是，洪武四年作为盐课被征收〔27〕。洪武二十九年，赐给山西都司所属的军卫棉布五十万匹，棉花十五万斤，就是从该地征收的〔28〕。并且在《英宗实录》卷十八，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六月丙辰朔条中有这样的记载：
“山西布政司奏，起运宣府折粮棉布二十五万匹，跋涉远险，载运艰难，请量减之。又本司该存留赏赐冬衣棉布二十五万匹，内因人民艰食，停免数多。请将起运布匹，俱存本司。奏下行在户部议。起运宣府折粮棉布，宜听存留十五万匹。赏赐冬衣绵布，宜于起运万全都司绵布内，存留十五万匹支给。从之。”
可见这种起运存留总计五十万匹的棉布是通过永久性的折色征收的。
弘治和万历的起运数额，如下表：
因为派征额是起运额再加上存留额，所以要比这个数目大得多。因此可以设想山西地区从明初开始好象就具有办纳大量棉花、棉布的能力。
该地生产的中心估计是平阳府。即在崇祯《山西通志》卷七，物产项，平阳府条记载有：
“……唯是地颇近南，春早霜迟，来年四月即受厥明。而田收三季，与它郡殊绝。……木棉衣被多方。……”
因为平阳府气候良好，所以出产棉花，并卖到各地。关于布政司的所在地太原府，在该书太原府条，作为物产记载着：
“货属，丝、麻、绢、布（出榆次、太谷）蓝……。”
其中记载的，只从文字上看还弄不清是麻布还是棉布，但文中已有麻这一项，而且，万历时任山西巡抚的吕坤的著作《实政录》卷二，民务、养民之道、小民生计中记载有：
“榆次、太原等县，民间织纺最多。府掌印官提取木匠十数名，教习省下木匠，令作纺车织机市卖。再行卫县衙门，督令约正。先将本约之人，除家道殷实者，男妇有业，如卖酒饭等艺者不开外，其余不分军民，但系无事妇人，开报到官，先动官银，买净棉千斤，每家一斤。掌印官记一薄籍，散令纺线。有先完及线细者，花价免追充赏。十日之外完，及线稍粗者，赏价一半。二十日之外完，及线粗者，花价全纳。一月之外不完者，罚花一斤。花既纺尽，卫县于宽大处所，仍移文榆次等县，送纺机者二、三十人，教民织布。将纺线之家男妇，定日陆续向机匠学织一年，而千家能纺织矣。然后犯罪者，以布为赎。罪轻者，以布为罚。不二年而省会多纺织矣。此习既成，不惟妇人有业，而省会不享其利乎。”
叙述了榆次、太原等县纺织之盛，并且为劝诱奖励人民从事纺织而计划从榆次等县招聘机工充任教师。因为文中所说的纺织明显的就是棉纺织，由此可以准确无误的断定榆次、太谷所产的布就是棉布。因此在太原府，估计有榆次、太谷等县以及从《实政录》的记载来看，还有太原县等出产棉布。
可是，在东部山区，作为其中一例，万历《潞安府志》卷一，《物产》条写道：“布，不产木棉，织亦少。间有，亦粗恶。”记载着棉花种植并不兴盛，棉布的产量也少，且质量也是粗劣的。
从以上可以想象得到，在山西地区棉布、棉花出产虽多，但大多都出产在太原府、平阳府等汾水河谷地区，所以盛产棉布、棉花是以平阳府为中心的汾水下游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