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条件的形成——棉种的传入和纺织技术的赋与
松江府位于所谓江南文化中心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的东端，唐代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在该地初设华亭县，隶属于苏州，在宋代隶属于两浙路秀州，于北宋末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在后来为明代松江府治的、当时的华亭县设立了“市舶务”。这样一来，松江府当时做为海港而盛极一时，与南方的海上交通频繁起来；其结果是，当时已经栽植于闽粤地方的棉花，被移植到了该地区〔9〕。其年代虽难以确定，但在南宋谢枋得的《叠山集》卷三的《谢刘纯文惠木棉布》一诗中，这样写道：
嘉树种木棉 天何厚八闽
厥土不宜桑 蚕事殊艰辛
木棉收千株 八口不忧贫
江东易此种 亦可致富殷
奈何来瘴疠 或者畏苍旻
吾知饶信间 蚕月如岐邠
儿童皆衣帛 岂但奉老亲
妇女贱罗绮 卖丝买金银
角齿不兼与 天道斯平均
所付木棉利 不畀江东人
（下略）
清代的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三〇中引此诗断定：
“据此，则宋末棉花之利，尚在闽中，而江南无此种也。”
进而，下面引用的《辍耕录》，以及元人陈高的《橦花诗》，或张鼎思的文章《瑯琊代醉篇》，都论述棉花由南方移植于江南系元初的事情。
而且，与南方的海上交通，并非由此只单单传来了棉花的栽培，也带来了纺织技术。这就是早已引起藤田丰八发生〔10〕和希尔特先生〔11〕等注目的黄道婆的传说。即在元代陶宗仪的《辍耕录》卷二十四中，有如下记载：
“闽广多种木棉，纺绩为布，名曰吉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由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孤置案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风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未几妪卒。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又为立祠，岁时享之。越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今祠。复毁。无人为之创建。道婆之名，日渐泯灭无闻矣。”
又在元代王逢所著《梧溪集》卷三之《黄道婆祠》一诗的序中，这样写道：
“黄道婆松之乌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遇海舶以归。躬纺木棉花，织崖州被自给，教他姓妇不少倦。未几被更乌泾名天下，仰食者千余家。及卒，乡长者赵如珪，为立祠香火。庵后兵毁。至正壬寅，张君守中，迁祠于其祖都水公神道南隙地，俾复祀享。”
综合二者之所传，松江府的乌泥泾镇，因土地硗瘠，居民穷于生计，遂从福建、广东地方移入木棉，以其栽培为生业。然而，当初纺棉尚不知使用踏车、椎弓等机具，其纺织技术非常低劣。原为乌泥泾镇人，后沦落为海南岛崖州的被称为黄道婆的女人，于元贞年间（公元1295—1296年）回到乌泥泾镇，将海南岛方面使用的高度发达的捍弹纺织机具传授于该镇。因此，该地纺织技术顿时提高，产生高级棉布，终于贩及他郡。乌泥泾的人们因而富裕起来，所以黄道婆死后，建祠以祀之〔12〕。
就这样，由于松江府系与南海地方进行海上交通的要地，所以得以移植棉花、传入纺织技术。但是，如若认为松江府的纺织技术完全由南海方面传入，却未免失之轻率。若据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的《乃服布衣》条，棉布的品目中尚有：
“凡织布有云花斜纹象眼等，皆仿花机而生义。”
这说明，此类棉布是模仿使用花机的织法而织成的。此处所说的花机，即所谓空引机，如该书之图示，是一种复杂的织机，在织锦一类的高级绸布时使用。并且，与松江府邻接的苏州府，系丝织业的著名中心，完全有理由认为那里已经使用花机；或者，在该处所显示的具有斜纹布等名称的棉布，在松江府所生产的棉布品目中肯定可以找到。根据以上两种情形，认为松江府的棉布织机中，从邻郡吸取了花机系统的技术，大约是不会错的。因此，可以认为，在松江府开始织造棉布，第一系由于从南海传入纺织技术；第二则因为充分吸取了中国古来就高度发达的丝织技术。〔13〕
这样就可以说，松江府依靠两个有利条件，即由于移植棉花而使原料生产得到保证；以及由于从南海传入纺织技术和应用固有的丝织技术，掌握了高度的织布技术；与其他地区比较，被赋予了无与伦比的形成棉业的基础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