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与我的旧稿有关，第二个提出论述的是米田贤次郎所写的《赵过代田法——特别以犁的特点为中心》（《史泉》，二十七、二十八期合刊。1963年）。现将米田先生论述的要点及其论据按照他本人的记述摘录如下：

（1）代田法为古法。

（甲）很可能自有作条犁时起就实行了“岁代处”。

（乙）赵过之前的作条犁为一亩三甽。

（2）赵过的犁并非作条犁，而是有床耕犁。

（甲）从“深尺广尺”沟的宽度和深度的关系来看，他必须具备粉碎、深耕土壤的能力。

（乙）耕耘、下种的田器各为单用，不采用耧犁形式。

（丙）因为比缦田（用原来的作条犁所耕之田）增产一石乃至二石，它原来是可以进行深耕的。

（3）赵过的代田法是以旱田灌溉为前提的耕作法。

（甲）为了发挥深耕的效果，考虑在旱地进行灌溉是合情合理的。

（乙）为使效率不同的下种农具和耕犁相配合，考虑在旱地进行灌溉是妥当的。

（丙）比缦田增产一石以上。

（丁）赵过代田法普及的地区修筑了许多灌溉水渠。

（4）犁的持有率为几户一张，五顷为一张犁所担负的标准面积。

（甲）以西方庄园的有轮犁之例为据。

（乙）根据《齐民要术》卷头杂谈及注（13）来看〔53〕，使用二牛一犁时，一顷多的面积规模对普通中农、富农来说是适当的。

（5）所说平都令光授与赵过的方法，大概是指把人数、土地所有面积不相上下的农民组织起来共同使用一张犁之事。

（6）缦田为使用原来的作条犁的播田。

（7）崔寔所说的赵过犁为原来的作条犁，它在代田法中作为下种农具使用。

（8）代田法所使用的犁是早已在中原一带使用的。

（9）如大岛先生所说，赵过代田法并非新式农耕法和农具的发明，而是将当时所使用的各种农具结合在一起创办了模范农场。如承认他的创造，其创造就在于普及了模范农场。

（10）使华北旱田农业技术臻于完善的是辽东犁，赵过犁是处在发展过程中的。

以上十个项目是米田先生论述的重点。它们互相关联，一个论述为其它论述的前提。因此，与其对这些论述逐项加以分析，不如分析这些论述中的基本见解，这样其论述当否将会自然明了。那么首先分析一下做为米田先生基本见解之一的（6）中他对缦田的看法。

米田先生说缦田为使用过去的作条犁的条播田。如果使用作条犁进行条播，耕地上理所当然地要制作播种沟。然而，对此缦田颜师古注中写道，“缦田谓不为甽者也”，解释说缦田是不作甽的。因米田先生认为缦田时要挖播种沟，如果把它作为不作甽的耕地，那就需要作出播种沟并非甽的解释。所以米田先生说：“甽可做两种解释，其见解为，一种是把它完全作‘沟’解释，另一种就是以‘广尺深尺曰甽’这句话为根据，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称之为甽”。他提出了两种解释，认为作条犁所作的播种沟并非宽深均一尺的甽，故可以不作甽来看待。但是，另一方面，《说文解字》中说“缦缯无文也”，解释缦为没有花纹的丝绸，所以缦田不能是因挖沟等而改变了形状的耕地。因此，米田先生对用作条犁耕作的耕地设想为“沟的痕迹可能极不鲜明”，认为用作条犁所作的播种沟的条痕是浅得几乎辨认不出来的条纹，轻视作条犁所作的播种沟。向这种播种沟播种后，发芽后的耕地上的作物整整齐齐地排列成行，清楚地呈示出一片波浪般的景象，这样它与“缦缯无文也”也是不矛盾的。对米田先生来说，缦田或甽似乎仅是整地处理问题。

这样，米田先生对甽字作了两种解释，并强辩说低浅的播种沟与缦田一词并不矛盾，这无非是因为，如果把缦田解释为原来那种非行列播种法的散播法，米田先生主张的大部分将土崩瓦解。所以很明显，米田先生在此处就缦田所作的解释并非从缦田一词的原意或《食货志》正文中缦田一词的用法出发所作的解释，而是为了使他的关于实行代田法时已经普及了行列种植的设想成立所作的牵强附会的解释。所以，米田先生的这一解释能否成立取决于他的关于当时行列种植已经普及这种假设能否站得住脚。但是，前面所载米田先生论述要点中第（1）点的“代田法为古法”的见解，它是根据（甲）条的“很可能自有了作条犁时起就实行了‘岁代处’”这一没有资料根据的推测，以及（乙）条的“赵过之前的作条犁为一亩三甽”这一同样缺乏证据的断言得出的结论，是毫不可凭信的设想。另外，第（乙）条的“赵过的犁并非作条犁，而是有床耕犁”的见解也同样仅为推测，缺乏可靠的证据。例如，（甲）条的“从‘深尺广尺’沟的宽度和深度的关系来看，它必须具备粉碎、深耕土壤的能力”被作为支持赵过的耦犁为有床耕犁（即有床反转犁）这一见解的根据。但米田先生所设想的甽的构造为底部呈宽U字型的沟，这就出现了问题。而且正如米田先生自己所说的那样，“当然，所谓‘宽尺、深尺’的田沟绝无必要将沟挖一尺。将掘下四、五寸深挖出的土覆在垄上就会达到深一尺、宽一尺。汉代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大约二十三厘米，故掘下的深度为十至十二厘米，用作条犁似乎也能进行，但如果是向沟中播种，恐怕还是设想用有床耕犁为妥。故从‘广尺深尺’一词来看，我认为应该把代田法所使用的犁推断为可以进行深耕的耕犁”。我认为他并非具有确凿证据的有力见解。另外，（乙）条的“耕耘、下种的田器各为单用，不采用耧犁形式”的见解和（丙）条的“因为比缦田（用原来的作条犁所耕之田）增产一石至二石，它原来是可以进行深耕的”的见解都被做为赵过的犁为有床耕犁而并非作条犁之见解的根据。其中，就（乙）条见解来说，即使当时耕耘、下种的田器各为单用，它也并不能从反面说明使用作条犁时不能另用下种农具。而且，至于（丙）的见解，它与上述对缦田的解释有关，很明显，它不外是循环论方法。

以上说明，本应做为米田先生关于对缦田一词的理解方法之假设的前提条件的论述（1）、（2），未必能说它们是具有足以支持其假设的有确凿证据的见解。这样看来，对缦田就不应像米田先生那样根据假定条件来解释，而应根据缦田一词的本来含义或它在《食货志》正文中所使用的前后文关系来加以判断，如结果与其他假设相矛盾，就应收回其假设。所谓缦田，如前载本论第七节中已经分析过的，该为采用散播法的耕地，颜师古在该注中解释为“缦田谓不为甽者也”，其意大概是指该农耕法不像代田法那样作宽深各一尺的沟，即一亩三甽。对此，不应该像米田先生那样解释，认为以前的农耕法为采用作条犁实行一亩三甽，只因它所作成的播种沟浅而没被当作甽看待，而应直截了当地理解为非一亩三甽的农耕法之意。但米田先生的考证中丝毫没有提出能够否定这种理解的有力论证。因此，如本论中所述，所谓缦田法即在实施代田法之前被看作为普通耕作法的广亩散播法，这样看是没有矛盾的。

但是，米田先生把我同代田法相比较的《吕氏春秋·士容论》各篇中的农耕法设想为小农耕作法，认为同作为大农耕作法的代田法相比，它属于另一种发展系统，不应擅作比较。然而所谓小农耕作法、大农耕作法属于有关经营规模的范畴，它同技术内容不属同一范畴。而且小农耕作法不仅作为小农耕作法发展，由小农耕作法发展为大农耕作法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故以此为理由拒绝将前者同后者进行比较是不妥的。而且，前述分析也不能肯定缦田法为大农耕作方法这一论证。另外，米田先生认为《吕氏春秋·士容论》中的播种法为点播法，并非散播法，反对将它与缦田法等同视之。作为前者为点播法的论据，他从《吕氏春秋·士容论》中举出如下三条：

（甲）既种而无行。耕而不长。则苗相窃也。（《辨土》篇）

（乙）茎生有行。故遬长。强弱不相害。故邀大。衡行必得。纵行必术。（《辨土》篇）

（丙）上田弃亩。下田弃甽。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今兹美禾。来兹美麦。（《任地》篇）

把（甲）和（乙）看作“很明显的取株距为纵横间隔相等的种植方法”。说，由于（丙）条“既然如此特别强调进行除草工作，种子必须点播得易于除草工作进行。西嶋先生把（甲）条的‘既’字解释为‘穊’字之误，说如果是穊（密植），理所当然地将成为散播。而我认为‘既’是与‘则’相对应的表示条件的助词。另外，也可解释为散播之后间苗以调整间隔距离。但散播穊种之后间苗的作法是不合道理的，如果是用间苗的方法来调整间隔距离，那更使人认为是点播。一般说来，除了调整间隔距离以外，使用间苗是为了将强壮苗留下使其继续成长。该为程度相当高的栽培管理技术，其方法为人所知可能是在实行点播、条播之后。另外，因点播地间苗费事，故一般情况下为条播间苗，但《吕氏春秋》的农耕法并未考虑到劳动力的问题，所以可能仍然是点播”，主张《吕氏春秋》中讲的农耕法为点播法。对“既”字的解释如何姑且不论，如本论第五节所说，《吕氏春秋》中所示农学体系的形成是以当时普遍存在的农耕法为前提的，缦田法在实施代田法的当时也是普遍采用的耕作法，而且，如果把《刘章耕田歌》所示概种疏苗农耕法放在这两者中间考虑一下，可以设想这三者之间存在着一贯的系统关系。仅凭这一点，就会对把《吕氏春秋》中的农耕法视为点播法的认识方法产生疑问。不仅如此，前载米田先生举的三条例文都说明了调整纵横行列的栽培管理方法。虽然它说明的是需要细心的除草作业，并不能断定它表示其播种法为点播。另外，从刘章《耕田歌》中的“深耕穊种，立苗欲疏”来看，米田先生认为散播穊种之后间苗的作法不合道理，这种见解也是令人难以同意的。另外，关于《吕氏春秋·辨土篇》中“既种而无行，耕而不长，则苗相窃也”一段中的“既”字，米田先生将其解释为与下句中的“则”字相对应的表示条件的助词。如把“既”、“则”二字作为助词来看，此段成四字句，似乎文脉相通。而就此段第二句的“耕而不长”，夏纬瑛的《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六十九页）是这样解释的。

纬瑛按：“既种而无行，耕而不长”，语意不顺；且“耕而不长”与“苗相窃”无关；此句当有脱误之处。此句大意该是说种地没有行列，苗又太密，以至相窃而不易生长的。以下有讲到苗的适宜行列和疏密之处，他说：“茎生有行故速长，弱不相害故速大”。由此就可知道，这句话的脱误之所在了。原句当作：“既种而无行，茎生而不长，则苗相窃也”。“耕”是“茎”字同音之误，而“茎”下又脱一“生”字，照“茎生有行”之例为之改补了。“茎生有行”，亢仓子作“立苗有行”，则又知“茎”是指“苗”而言。地既种了而没有行列，苗虽生出而不好好地生长，该就是种得太密了，故说是“则苗相窃也”。

他认为“耕而不长”中有误，设想其原文应为“茎生而不长”。这样一来，就不能以此段是四字句做为理由视“既”字为助词了。与前述刘章《耕田歌》的穊种联系起来看，也可将此段第一句理解为穊种之意。当然，夏纬瑛也把“既”字读作助词，而且，他对有关亩上播种理解为在亩上播种两行，所以，就他说来不存在将既种和概种联系起来考虑的想法〔54〕。尽管如此，只要认为第二句中有误，也就不能把“既”字判作助词，这一点就是从夏纬瑛先生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如果第（6）条“缦田为使用原来的作条犁的条播田”这一米田先生的论述难于成立，与此同时，米田先生论述中关于在施行代田法以前已普遍实行了使用作条犁的行列播种法的说法将同被认为是施行代田法时的普通农耕法的缦田法的实际情况相矛盾。在前面所载米田先生论述要点中，与第（6）条同样，有几点也都要重新考虑。如：第（1）条的“代田法为古法”、第（2）条的“赵过的犁并非作条犁，而是有床耕犁”、第（8）条的“代田法所使用的犁是已经在中原一带使用过的”、第（9）条的“如大岛先生所说，赵过代田法并非新式农耕法和农具的发明，而是将当时所使用的各种农具结合在一起创办了模范农场。如承认他的创造，其创造就在于普及了模范农场”等。另外，《齐民要术》耕田第一的末尾处所载崔寔《政论》中写道：

“崔寔政论曰。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教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犹赖其利。今辽东耕犁，辕长四尺。回转相妨。既用两牛，两人牵之。一人将耕，一人下种，二人挽耧。凡用两牛六人，一日才种二十五亩。其悬绝如此。”

米田先生重视东汉末期崔寔所见闻的两种犁的比较，即被作为赵过遗传方法的使用三犁、一牛、一人的犁（米田先生称之为三辅犁）和用二牛、三人牵引的辽东耕犁的比较，提出了第（7）条“崔寔所说的赵过犁为原来的作条犁，它在代田法中作为下种农具使用”和第（10）条“使华北旱田农业技术臻于完善的是辽东犁，赵过犁是发展过程中的”这一见解。在《政论》文中明确地认为三辅犁的效率比辽东犁高。与此相反，米田先生设想三辅犁为代田法之前的作条犁，实施代田法时在用耦犁作成一亩三甽之后，三辅犁被作为下种农具使用。但是，即使耦犁是具有翻转土地功能的耕犁，如果用它作甽，很难理解在其后的播种作业时会重又使用作条犁。另外，即使赵过的耦犁是发展中的，说其最后的成功以东北边境辽东的耕犁为代表这一点也是令人费解的。再者，崔寔在这里还指出三辅犁要比辽东犁性能好，其理由为，三辅犁需用一牛一人，一天播种一顷（等于一百亩），与此相反，辽东犁需用二牛六人，而一天的耕种能力只不过二十五亩。将此差距谓之为“其悬绝如此”。因此，前者为作条犁，后者为耕犁，并具有深耕、翻转土地等优良效能。即便如此，因其所需劳动力比三辅犁高达三、四倍，只要注意重视这一差距，就难于推翻崔寔的说法视后者为发展耦犁的结果。故不能不说米田先生论述中的（7）、（10）两点也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米田先生又进一步在（3）中论证说，“赵过代田法是以旱田灌溉为前提的耕作方法”，并举了如前所载的四点做为其根据——（甲）“为了发挥深耕的效果，考虑在旱地进行灌溉是合情合理的”；（乙）“为使效率不同的下种农具和耕犁相配合，考虑在旱地进行灌溉是妥当的”；（丙）“比缦田增产一石以上”；（丁）“赵过代田法普及的地区修建了许多灌溉水渠”。众所周知，秦汉时期劝农政策的重点之一就是扩大水利灌溉设施，这一点在三辅之地及其周围尤其受到重视，《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等书中对此均有详细论述，因此，以这一地区为中心实施代田法时其两者之间有无关系当然应该作为问题。另外，正如米田先生所指出的，留有实施了代田法之记载的居延地区为进行了渠水灌溉地区，这一点也可以使人猜测到代田法同灌溉之间的关系。然而，《食货志》正文中有关代田法的记载中根本没有说明同灌溉有关的记述，而且，做为施行代田法的效果，（B）文中称之为“能风与旱”，明确表示禾苗长出后进行培土作业的结果可能抵御强风造成的倒伏及干旱。由此看来，不可能设想在发芽后预定要进行灌溉，故也可以认为代田法未必是需要进行灌溉的耕作方法。米田先生将它看作旱田灌溉的理由是根据前述四点，其中的（甲）和（乙）是根据代田法使用耕犁而并非作条犁这一假设所设想的；（丙）中同缦田作了比较，它不应归结为是否进行灌溉，而应从两种技术内容的比较来理解。故以此为理由硬把代田法和进行灌溉的耕作方法联系起来的作法未必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但是，如前所述，（丁）中所表示的代田法同灌溉地区的偶合使人推测两者之间的联系，这一问题依然存在，今后应进一步分析这两者之间有无关系。

另外，米田先生在（4）中表明了“犁的持有率为几户一张，五顷为一张犁所担负的标准面积”这一见解。此见解值得重视，如果它能得到肯定，由此就抓到了头绪以研究分析代田法作为劝农政策向一般农民推行时的农业经营结构。但是，作为此见解的根据，米田先生在其所举根据（甲）中说：“以西方庄园的有轮犁之例为据”，这不外是超越地理和历史条件的主观臆想。另外，在做为其根据（乙）中所设想的“使用二牛一犁时，一顷多的面积规模对普通中农、富农来说是适当的”，根据为《齐民要术》卷头附载“杂说”中下面一段：

“凡人家营田，须量己力。宁可少好，不可多恶。假如一具牛，总营得小亩三顷。据齐地大亩一顷三十五亩也。”

在米田先生看来，此处所示小亩为百步一亩制的旧亩，大亩为二百四十步一亩制的新亩，旧亩三顷为新亩的一顷二十五亩，故文中的一顷三十五亩为一顷二十五亩之误，解释说，“此杂说的写作年代不明，此处所使用的犁的形状也不清楚。总而言之，既然汉代的新旧两种亩制在齐之地区被普遍采用，并保持了最有代表性的土地面积单位的地位，不妨认为它‘离汉不远’。”此处说明的一具牛即二头（或三头）耕牛和一张犁的条件与代田法的“耦犁、二牛、三人”条件基本相同，故可以设想，如前者的适当规模为一顷二十五亩的话，后者五顷标准经营规模的土地可能是由几户农民用共有的犁和牛来经营的。但是，问题在于是否可以把《齐民要术》卷头的《杂说》看作离汉代不远时期之作，此杂说大概是在《齐民要术》著作问世之后写的，故可以认为是六世纪以后所作。因此，将文中的小亩、大亩同汉代以前百步一亩制的旧亩以及汉代二百四十步一亩制的新亩相比是不对的，应该将此处的“齐地大亩”看作是六世纪以后齐之地区所实行的特别亩制，而不应把它同汉制二百四十步一亩制相比〔55〕。故不能将此《杂说》中的经营规模与代田法的经营规模混淆在一起。所以，第（4）点论述尽管是值得重视的论述，照此情况不能成立。《食货志》正文（C）中所示五顷土地的标准经营规模，是以把几户农民组织在一个经营单位里为前提设计的，这种情况下一户农民的土地所有面积为一顷多，对此设想似乎仍有值得考虑的地方。

如果把此处的五顷面积设想为标准经营规模，莫不如瞩目于《食货志》正文（C）中所说“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畮五顷”，把这段话理解为“把约十二夫即一千二百亩的土地面积作为标准经营规模，而它是由一井和一屋即十二家所共同耕种的，把其面积换算成二百四十步一亩制的新亩制相当于五顷”，这样，五顷土地的经营规模就可以看作是由十二家共同经营的。因这种情况下一户的土地所有面积平均为四十一亩一百六十步，估计当时参加这种共同经营的农民为小农，这样看是不矛盾的。但是，这种解释是以认为《食货志》（C）文中“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完全可信为前提的。正如本论第九节中所分析的，非常令人怀疑，此文是根据班固的主观解释假托古法将五顷土地的标准经营规模倒算为“十二夫、一井一屋”，故对这句话暂且避做断言。不管怎么说，尽管米田先生第（4）见解的论证根据中尚存疑点，但他认为代田法的实施计划非一户为一经营单位，而是由几户农民来共同经营的设想是值得高度评价的。这是因为它表明代田法不仅可以施行于屯田或公田这种能够进行大规模经营的地方，根据劝农政策的宗旨也适用于一般小农。不过，就其共同经营的方式，连同当时的社会组织特别是里的构造及什伍制内容，今后应进一步加以研究。

接着，米田先生在其论述（5）中表明见解说：“所说平都令光授与赵过的方法，大概是指把人数、土地所有面积不相上下的农民组织起来共同使用一张犁之事”。如前所述，在向一般农民劝奖实行代田法时，如果以使用耦犁为条件，计划进行共同经营，将会面临耕牛不足这一现实问题，在计划实行人挽犁方法时，可以认为其经营也必然会依靠共同经营的互助合作。所以，我认为可以基本上肯定米田先生的这一见解。但是，米田先生在其注说中说：“共同使用耕种农具时，组织在一起的农户的劳动力和所有土地面积最好大致相等，故平都令光的功绩在于通过对土地的分配交换满足了这一条件”。在实施人挽犁方法时到底是否这样做了，本人保留对此做出断言。这样，我同意米田先生所设想的采用人挽犁方法时采取了共同经营的方法。但是，米田先生将人挽犁和使用牛力的耦犁的效率进行了比较后说，“人们往往容易认为，在使用同一种犁时，用人拉比用牛牵引效率将大为下降，但这是曲解。即便使用人力来拉犁，只要配合以充足的人数——即人多时，将两者比较一下，说得极端些，其速度之差为人行与牛行之比。因此，两者在效率方面几乎没有差距。犁的效能如何应从犁的本身结构来找。因此可以肯定，即使赵过犁原来是由两头牛来牵引，一天的耕地面积不会大大超过三十亩”。看来在他的这一说法中仍有些遗留问题。

其问题就是把所用人多的人挽犁的效率定作一天三十亩，并把它与牛耕一天的效率等同起来这一点。即便像米田先生所设想的，所用人多时为五户共十人，这十人互相轮换地人工拉犁，其效率可以同牛犁场合的二牛、三人相匹敌的看法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如果两者都是共同经营的话，前者在翻耕作业时就已将劳动力消耗殆尽，缺乏在播种、覆土作业时所必需的劳动力，而后者用于翻耕作业的劳动力仅为三人，尚留有播种、复土作业时所需劳动力，由此看来两者的经营规模之间将产生巨大差距。也就是说，根据《食货志》正文（E）文中“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这一记述，假设它可以无限制地增加人力，把它的效率与耦犁、二牛、三人的效率等同起来是不当的。因为牛耕的效率恐怕要大大超过前者，另外，即使两者的效率相等，其所需劳动力数目相差甚远，两者在生产力方面的优劣是根本不同的。

但是，与前载论述相关，米田先生就《食货志》正文（E）文中“过试以离宫卒，田其宫壖地。课得谷皆多其旁田畮一斛以上”这一记述说，“据说其亩产量比附近田地增产一斛以上。它与使用牛耕时产量相同。这意味着即使在采用人挽犁方法时，只要人力充足，它与牛耕时的效果相同。也就是说它从侧面证明了前面所讲的只要劳动力总数未有不足，用牛和用人的效率相同”。说明无论是用牛进行犁耕，还是使用人力每单位面积土地都可获得相同的增产率，以此设想两者的效率相等。不能不说这是一种令人难解的论述。因为很明显，前述米田先生的论述是对用牛犁耕和用人犁耕时的耕地效率的比较，不能因为两者每单位面积土地的增产率相同就说两者的耕地效率相同。每单位面积土地的增产率并非取决于牛力和人力的同等耕地效率，就此在本论第七节及补论（一）中已详加论述，在此不再重复。

以上就米田先生的论述和本人看法之间的区别进行了分析，从结果来看，尽管米田先生在许多方面就代田法的技术内容提出了新的见解，但对其见解仍难表示完全赞同。除了以上各点之外，米田先生将《食货志》正文（E）文中“令命家田之辅公田”解读作“命每家作三辅公田”，这一点也与本人看法相违，对此在本论第九节中已详细论述。因此，尽管米田先生论述中有许多令人难以同意的地方，我相信他的论述进一步明确了有关代田法理解方面的论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对其新见解作高度评价。

（1964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