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通过以上的考察,了解到中国古代的水稻栽培其中心虽在淮河流域以南,但其栽培技术直至南北朝以前都是一年休闲的直播法,还未实行插秧法。仅就这一阶段来说,江淮的水稻栽培不论其与陂或塘等灌溉用水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多么密切,其生产力仍低于华北旱田农业。可以认为,中国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自古以来就在华北,文明的中心也在华北,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华北农业比江淮稻作农业优越。到了隋代统一中国,开凿了大运河,把华北的政治中心地区和江南直接连结了起来,进而到了唐代,开始每年有数百万石的所谓江南上供米运往首都长安,华北的一部分粮食依靠江南的稻作农业。这就把华北农业与江南农业的历来关系颠倒了过来。这种倾向到了宋代便固定了下来,以后则江南农业生产凌驾于华北农业生产之上,中国农业的基本地区转到了江南。
不言而喻,农业生产的基本地区发生如此变化的背景是江淮水稻栽培尤其是江南水稻栽培的生产力的显著发展。到了宋代,又进行了围田、圩田,结果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开发了大量的稻田,而使这种变化成为绝对的了。如果不设想在那以前的唐代已经通过改革稻作技术来发展生产力的话,就无法理解唐代江南稻作农业的发展。所谓的技术改革,就是上述江淮稻作技术中的一年休闲法和直播法的改革,亦即废除休闲法实行连作,废除直播法实行移植法即插秧法,采用了苗圃培育的插秧农耕法。这样才能使耕地每年都有收获,随之种植小麦,做为水田复种作物,而使江南的一年双季作的形成有了可能。〔25〕关于这种划时代的改变是由于什么原因而进行的问题,现在还不甚明了。不过,盛唐诗人杜甫的《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据《九家集注杜诗》卷一一)诗中写道:
“东屯大江北,百倾平若按。六月青稻多,千亩碧泉乱。插秧适云已,引溜加灌溉。更仆往方塘,决渠当断岸。(下略)”
说明当时已有插秧法。似乎有人解释说,这种插秧法的出现可能是由于东汉以后早已在华北水稻栽培法中存在的移植法被引进到江南水稻栽培法中了。如前所述,我对于把华北的移植法同后世的插秧法即苗圃育苗大田插秧法等量齐观表示怀疑,所以并不认为是江南水稻栽培法中引进了华北水稻栽培法的移植法。但是无论如何正像杜甫诗所说的那样,唐代已经出现插秧法,而且据说《插秧歌》第一次出现是在宋代,〔26〕到了宋代,农书中对于与插秧农耕法有关的种种具体事项已有详细的记载。〔27〕在唐代,淮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水田灌溉的方法也都依旧和从前一样,大部分利用陂、塘。〔28〕但是到了宋代,如上所述,大量开发围田、圩田,扩展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的水田开发,〔29〕江南稻作农耕法才最后凌驾于华北农业之上了。由此看来,这种改变可以说大概始于唐代,完成于宋代,同时确立了江南在中国农业中的基本地区的地位。
(1965年8月10日)
〔1〕据王利器《盐铁论校注》本。
〔2〕拙稿《论火耕水耨》(收于《和田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51年)。
〔3〕天野元之助《火耕水耨辨——中国古代江南水稻作技术考》(《史学杂志》,六十一卷四号,1952年)、西山武一《〈齐民要术〉中的淮域稻作实际状况——火耕水耨法和插秧连作法的关系》(《鹿儿岛大学农学部学术报告》第三号,1954年)、米田贤次郎《关于从应劭“火耕水耨”注中看到的东汉江淮水稻耕种技术》(《史林》,三十八卷五号,1955年)。
〔4〕参见前注天野论文。所谓于畓直播稻作法,据天野先生说:“开春,翻耕土地,打碎土块,并充分平整,然后作畦宽三十厘米的作条,条播稻(其中也有撒播的),覆土压之。即这一阶段的处理如同旱田,稻苗长到十二、三厘米时(六月上、中旬)开始灌水,以后的管理与水稻直播法相同。而且令人注意的是,在刚开田时由于通过灌水淹死或抑制陆生杂草,所以杂草不多,但随着年数的增加而生长了水生杂草,除草花费劳力,开田几年以后则放弃这块土地。还必须附记的是,他们的灌溉设备大多是挂流式的。”
〔5〕参看第一章注(2)。
〔6〕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第一分册,一一六页。
〔7〕西山武一、熊代幸雄译《齐民要术》上卷,一〇一页。
〔8〕同上一〇四页,参看译注五。
〔9〕西山先生解释放水的意思是注入,石声汉先生则解释为放出。前注西山书一〇五页译注六,前注石声汉书一一六页。
〔10〕参看注④。
〔11〕《史记·河渠书》《滑稽列传》认为,施行邺灌溉水利的是文侯时的邺令西门豹。
〔12〕参看第二章第三节。
〔13〕原文为升,按《太平御览》卷八三九改为㪷。
〔14〕参看石声汉《氾胜之书今释(初稿)》(1956年,科学出版社),21—22页。
〔15〕参看第二章第四节。
〔16〕西山武一《中国水稻农业的发展》(《农业综合研究》,3卷1期,1949年)。
〔17〕冈崎文夫《支那古代之稻米稻作考》(载同氏著《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制度》,1935年)。
〔18〕《资治通鉴》认为此上疏为咸宁元年,但如《通鉴考异》所指出的,《晋书》卷三四杜预传中写道:“咸宁四年秋,大霖雨,蝗虫起。预上疏,多陈农要。事在《食货志》。”因此以咸宁四年为准确。
〔19〕参看前注冈崎论文(注17)。
〔20〕参看前注米田论文(注3)。
〔21〕例如,可做如下的比较:《续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颖川郡二六三,四四〇户颖川郡一八,三〇〇户襄城郡一八,〇〇〇户共三六,三〇〇户汝南郡四〇四,四四八户汝南郡一一,五〇〇户汝阴郡八,五〇〇户戈阳郡一六,七〇〇共三六,七〇〇户。
〔22〕参看第二部第二章魏的屯田制。
〔23〕参看冈崎文夫《魏晋南北朝通史》(1932年)五七五页以下。
〔24〕参看上注冈崎同书。但冈崎认为这指的是崔模。
〔25〕关于江南稻作农业的这种发展,可参看加藤繁的《关于支那的稻作特别是其品种的发展》(载《支那经济史考证》下卷)、天野元之助的《陈旉的“农书”和水稻耕种技术的发展》(《东方学报》,京都,一九·二一,1950、1952年)、周藤吉之的《南宋稻作的地区性》(载《宋代经济史研究》,1961年)、同《南宋水稻的种类和品种的地区性》(载同上书)、同《南宋的奖励麦作和一年双季作》(载同上书)等。
〔26〕清水盛光《秧歌的历史》(《中国研究》,三,1948年)。
〔27〕参看前注(25)天野论文。
〔28〕参看青山定雄《论唐代的治水水利工程》(《东方学报》,东京,第十五卷一、二期,1944年)。
〔29〕关于宋代的围田、圩田,可参看周藤吉之的《关于宋元时代的佃户》(载《史学杂志》,四四卷十一期、同氏著《唐宋社会经济史研究》,1965年)、玉井是博的《宋代水利田的一个特异现象》(载《支那经济史研究》1942年)、冈崎文夫和池田静夫的《江南文化开发史》(1940年)、周藤吉之的《宋代的圩田和庄园制——特别关于江南东路》(载《宋代经济史研究》,1962年)、同《宋代浙西地方围田的发展——同土地所有制的关系》(《东洋文化研究纪要》,三十九,1965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