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面貌的变化与商品手工业的发生

中国农村棉纺工业的发展，是以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的东部，即包括现在上海在内的明清时代的松江府地区以及附近诸州县为中心进行的。此地可认为是中国明代棉花普及形态上的二个类型地区的交会点。也就是说，中国的棉花栽培从宋末、元初（十三世纪）开始，以陕西地区和广东、福建地区为起点，向全国扩展。到了明代（公元1368—1643年）已在全国普遍种植，但是在中国北方从普及形态上看来是广泛种植的，而且棉花的产量也很大，但是因为这里纺织技术较低及农村社会经济较为落后，农户摆脱不了自给自足的生产和贡纳生产的范畴，所以这里还没有最终发生商品生产。相反，在广东、福建地区等南方各地，在纺织技术方面比起北方来显示了长足的进步，但棉花的种植并没有全面普及，因为棉花不足，所以终于没有作为农村工业达到商品生产化的地步。这两种类型地区的分界线大致以长江为界，处在这条分界线上的一点的松江府，棉织业是作为商品生产开始的。也就是说从原料及技术方面来说，松江府均兼具南北两地区之所长。首先，从原料方面来说，此地因为从宋代以来就是南海贸易的起点之一，在元初之际，由于棉种很早就传到了这里而棉花的种植得到了普及。而且，气候、土壤这里均适合棉花生长。其次，从纺织技术方面说来，正如关于黄道婆的传说那样，元初已经从南方传来了高级的技术。而且，加之应用了中国原有的丝绸纺织技术，所以这里比其他地方更具有高超的纺织技术。〔5〕

这样，此地虽具有比起其他地方在原料及技术上的有利条件，但不能把这件事看成为应该发展农村新产业的理由。因此，作为它的推动力，应该考虑的是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诸要素。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从宋代以后由于围田、圩田等的开发，扩大了水田面积，并且由于伴随着水稻作物的发展，土地生产力飞跃上升，〔6〕在全国性的经济结构中占据了作为基本经济地区的地位。〔7〕而且由于宋室南渡引起政治中心的转移，才有可能使这个地区成为确保财政来源的地区。这种情况的结果，土地生产力的增大未必能使直接生产者向富裕化的方向推进，倒是由于生产力的增大而产生的剩余被掠夺去充实国库收入。在这里可以看到的是南宋末年由宰相贾似道所实行的公田政策。他作为国库财政的强化政策，把这个地方的田地由政府收买作为公田，把历来的私租即田租照样作为税粮进行征收。其结果，这个地区负担了高额的税粮。并且，在此以后，元代把朱清、张瑄或是朱国珍、管明等的私有土地收为公有，更有元末群雄之一，在此地区称王称霸的张士诚，也对元朝的全部官有田地进行了兼并，其结果是明太祖朱元璋把他消灭后规定该地区税额时，仅松江府一府的税粮，在南宋初期还只有二十余万石，但到这时竟已上升至一百三十余万石。而且官田的实际面目已经丧失了，在生产者与政府之间更孕育着地主阶层，直接生产者的负担更一步加重了，此地区的农户经营势必不得不更加贫困化了。

同时，在以圩田、围田为主的这个地区，田面与水源沟渠水面之间的落差很大，这就不得不把劳动力的极大部分用于灌溉事业，而使水田耕作所必须具备的技术条件受到了限制。为此，农户所耕种的土地面积极端狭小零碎，例如，据说在松江府的东乡，夫妻二人经营的可耕面积仅为五亩。据记载，这里每亩田的收获量为一石半，所以这五亩田的总收获量为七石半，田租每亩为七斗，五亩共计三石半，从总收获量中扣除田租后纯收入为四石。这四石粮食约相当于现在的二石多，因此仅靠这点收入显然是不能维持生计的〔8〕。

可以认为这种农户经营面积零碎化的趋势是宋末以后田赋上升的浙西诸府，即松江府以及苏州、常州、镇江、湖州、嘉兴、杭州等诸府同时发生的现象。因此，作为这种零碎化的救济手段，家庭手工业就要作为农村副业被提到日程上来。例如苏州、杭州的丝织物，常州、镇江的麻织物，嘉兴、湖州的养蚕缫丝业等等，都是具有这种农村副业的意义的。不言而喻，这种情况下的农村工业已经不是自给自足性质的东西，而是以商品生产为其目的的了。与这种倾向相关联的，恰好在同一时期，松江府也引进了新产业，这就是棉纺织的家庭手工业，它是补救农村经济零碎化的生计手段。在这里，棉纺织工业则成了以农村为基地的商品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