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稻作农业的发展
已如第一节所说,甚至在西汉时代,江南楚越之地的火耕水耨法就被人看做原始的农耕法。《史记·货殖列传》和《盐铁论·通有篇》的记载把这种农耕法的社会基础假设为一个人口稀少、不易产生贫富之差的愚昧社会。在西汉时代,恐怕人们就是这样看待楚越之地的。
但是,江南地方在春秋时代有吴越两国,在战国时代有楚国的统治,后来秦末时也是项羽的故乡,不言而喻,当时这里并非未开化的原始社会。再看看西汉时代以后的情况,首先是到了东汉时代,该地人口增多,各地都有豪族称霸乡曲。到了三国时代,该地是吴国孙氏的根据地,并在丹阳郡设屯田。这里已经不再是《史记》或《盐铁论》所观察到那种田园风光的社会,肯定是既有饥寒交迫的穷人,也有家财万贯的豪族大贾。这么说来,是否随着江南地区社会分化的进展,称做“火耕水耨”的原始农耕法就消失了呢?发展到这种豪族在各地形成社会势力的时代,在贫富差别悬殊的时候,在强大的中央政权统治到这里的时候,作为支撑该社会的农业生产的江淮水稻栽培法又是怎样发展的呢?
如前所述,在对“火耕水耨”的各种解释中,估计最接近真实情况的大概是应劭的解释。因为他在解释中提出的技术内容与同时代的郑玄在对《周礼·稻人职》的注中所提出的技术以及与后来《齐民要术》水稻第十一的技术是有共同之处,并不互相矛盾的。但是,这与应劭的解释是否已经准确地把握了西汉时代的火耕水耨,则是另一回事。因为两者之间有着将近大约三百年的时间差距,探寻这期间有无变化是不可能的。但是,当另一方面考虑到应劭的解释与《齐民要术》的记载有共同之处并不相互矛盾时,也可以断言在从三世纪初到六世纪前半叶这一段期间,江淮地方的水稻栽培技术内容不会有多大的发展。而且如后面所述,不断发现在整个这一段期间内江淮地方水稻栽培都是“火耕水耨”的记载。这样一来,问题则在于:即使西汉时代的火耕水耨的真实情况不甚了了,但是后来的火耕水耨和应劭、贾思勰记载的内容又是什么关系呢?必须从这种关系中去考察汉代至六朝时期的江淮水稻栽培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