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学教材建设的萌芽阶段(1949—1977年)

1950年6月,教育部组织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特别强调高等学校要致力于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服务的高级专门人才”,为新中国高等教育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这些文件为高等教育学教材建设提供了蓝本。这一阶段以《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学教材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高等教育学教材建设的实践取向凸显。受苏联教育体制的影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综合性大学承担了培养高等教育师资的任务,这为我国高等教育学教材的颁布奠定了基础。为了更好地培养师资,就需要研究者既具有高等学校管理的经验,又具有从实践抽象出理论的能力,还应该熟悉高等学校教师的特点。1957年《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出台前,不仅依托厦门大学教学改革、学校干部培训的经验,而且在目的上更加注重服务于高等学校改革,服务于高等教育师资的培养。有研究认为,我国曾出版了一种《高等教育通讯》,它除了发布公告、交流经验之外,也发表了一些针对当时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的调查研究报告,一些大学的出版物也刊登了一些高等教育研究方面的文章。^[3]

第二,高等教育学教材建设的政策依附性强。这一阶段,受毛泽东主席提到各级干部要学点教育学的影响^[4],在发展的萌芽阶段高等教育学教材的建设需要依靠政策来进行内容、人员等的组织与安排。自1949年以来,我国多次颁布了关于高等教育的文件,如1956年的《高等学校教材编写暂行办法》等,均对高等教育教材建设起到影响,但是“文革”时期,未有高等教育学教材的出版。

第三,高等教育学教材内容体系彰显稳定性。《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将逻辑起点定位到大学生,是适应于高等教育对象的教育学讲义的。在内容体例上,主要是将教育学的内容体系与高等教育的特殊性相结合,这样使得高等教育学教材建设的内容一方面体现教育学的基础性,另一方面又彰显出高等教育学的特殊性。这样的双重属性,既奠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学教材建设的特色,又为我们合理分析高等教育学特色、高等教育学独立性提供了理论基础。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在促进高等教育学知识积累、为高等教育学师资培养和人才培养提供依据时,也面临着如何从普通教育学教材体系中分离出来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