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向教育学本性的方法再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研究受到多重“外部”影响:一方面,其方法论在无意识状态下接受了西方的“普遍真理”,惯用西方概念和理论解释本土实践。有学者指出,当前教育学本土化研究的努力基本没有突破异域理论的框架和方法论的规约。^[88]另一方面,在知识大融通背景下,教育研究在“跨学科共识”中走向了“无我”之境,出现知识“融而不合”的现象。有学者认为,教育研究的边界处于“自我不清晰”的状态^[89];还有学者指出,对教育学而言,最危险的跨学科后果会导致自身边界的消亡,把自己的身影跨没了^[90]。在现实情况下,西方理论正是通过跨学科研究渠道渗透到中国教育研究之中,似乎打开了一条进入中国实践的合法性通道。

在“教育经济化”认识论的影响下,中国教育研究亟须在方法论上找到“自我”,即教育的生活本性,从回归生活世界、反映中国教育实践变革的立场挖掘属于教育研究自己的方法^{[91][92][93][94]}。正如有学者指出,教育研究跨界进入经济领域,但它研究的对象依然是人的生长发展而不是财富的变化。^[95]教育研究既要多学科认识工具,也要注重中国人善于思辨的思维传统,探寻符合教育学生活本性的方法论,消弭工具理性的价值异化。社会学亦是一例。费孝通认为,西方实证主义方法可以扩展到“修身”“推己及人”“格物致知”等中国理学方法。^[96]同理,社会学唯有如此,教育研究才能实现学术对话和跨学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