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的视角

从建校年代来看,不同时代的大学被赋予了不同的价值诉求,在选址偏好上也呈现出多样性。以欧洲大学为例,中世纪大学的行会组织形式和对基督教教义的奉行,使得建立于彼时的大学未能有较为明显的城市服务意识,其为全人类奉献一切的信条和自治精神意味着大学能够不依赖于重要城市。大学维持生存的物质基础在于城市提供的基本资源,即师生基本的衣食住行,而并非来自教会或者王室的关注。在得以维持生存的基础上,大学则凭借其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所产生的主观能动性实现自我发展,如博洛尼亚大学最终的繁荣发展就是大学自身发展的无意结果。此外,当时许多大学的名称也表明中世纪大学对校址的要求并非以经济、政治的发达为标尺,以所在的小城市命名更能体现大学的自主发展和自治精神,如博洛尼亚大学、莱比锡大学等。这些城市有很大一部分都不属于欧洲国家的重要城市,但大学却依赖这些城市提供的基础物质条件得到了持续的发展。

16世纪后,大学发展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扩展、变异和职业化”^[8]。大学彰显的重要价值使自身成为民族国家权力的标志之一,政治势力的干预使大学慢慢转变成为一种更世俗化和组织化的国家机构,其重要使命就是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由此,大学校址的城市类型开始“兵分两路”,其中由国王或是教皇授权创办的大学更加偏向选择重要城市,这种大学具有明确的政治性目的。城市服务的意识也体现在同时期建于普通城市的大学身上,这类大学的目的是将大学的文化生命力转化为满足城市的职业培训需求。16世纪实用主义的兴起使大学数量激增,但由于当时交通闭塞,商业经济尚不发达,因此建于普通城市的大学在数量上仍占据多数。然而,这一时期以职业化和人文主义为主题的大学并未像先前建立的大学那样有着光明的发展前途。以意大利为例,近代早期的意大利大学的建校目的主要是围绕学者个人的研究兴趣和学术传统,而非以促进城市发展为目的,以至于一批学者在做出将大学迁往重要城市的努力后,大学非但没有继续发展,反而还出现了停滞的现象。^[9]

到了19世纪,欧美国家的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丰富了实用主义的内涵,大学开始在意城市的重要性。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大学在校址选择上的变化,即从过去的普通城市转向重要城市,尤其是在首都伦敦建立一批服务于国家和城市发展的高校。大学出现了费边主义的倾向,即过去以牛桥传统作为教学风格的大学已经不能满足工业革命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了。“此时的大学被看成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在费边主义的驱动下,伦敦区高等教育发展孕育了一批服务城市需求,补给城市工业化发展的高校”^[10]。在欧洲,“19世纪早期的普遍趋势是大学的都市化,它抛弃了与教会和主教城市的联系,从古老的土地基金与特权收益走向了政府预算,大多从为教会培养神职人员走向为政府培养官员”^[11]。但即便如此,仍有一部分大学遵循着纽曼式的古典自由主义高等教育传统,例如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这也是为什么在19世纪之后依然有大学选择建在普通城市的重要原因。在之后的发展中,这部分大学虽然经历了短时间的衰落,但很快又结合自身特点加以改革,延续了工业革命之前的辉煌。

由于工业革命所引发的实用主义势头过于强大,导致纽曼的自由教育理想最终还是由于欠缺效益而处于劣势,并在20世纪逐渐式微。“与自由主义的传统相比,这一传统更强调为公民共同体承担义务。与大学的定位关系更密切的是地区和城市而不是州。在英国,城市大学的兴起,如设在曼彻斯特、利兹、利物浦、伯明翰和诺丁汉的大学,反映了对职业及职业训练需求的升温。这些大学与它们所在的城市和社区联系密切,旨在创造对社会有用的知识,而不是为民族或帝国服务。”^[12]在英美之外,一大批亚洲国家在殖民统治下也开始兴办大学,校址都是在重要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学与国家发展的联系更为紧密。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国家的发展不能仅把眼光局限于少数重要城市,而应该关注国家社会的整体性联动。“大学本身不仅能服务于提高远离首都的地区或是处于国家大学框架体系的边缘地区的教育水平,而且还能成为拯救当地工业基础建设免于滑坡的催化剂。”^[13]目前这些新兴研究型大学,为世界不断提供优质的人才和科研成果,同时也使所在城市找到了独有的发展道路。这也表明,世界高水平大学的塑造实际上与重要城市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必然联系,普通城市并不会成为大学迈向世界一流之路的阻碍。